认识的。有一天，我们到甘孜总司令部，朱德同志在一个会议上就明确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指定刘伯承同志教我们打骑兵的战术。伯承同志来二方面军，向干部讲述了打骑兵及草地行军注意事项，这是他以自己丰富的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向我们第一次直接传授。在湘赣及湘部川黔苏区，许多同志就读过他翻译的《游击队怎样动作》和他撰写的《步兵连怎样冲锋》、《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等著作。直到现在，我仍有深刻的印象。由于有对抗骑兵的精神准备和战术教育，在遭到骑兵几次袭扰中，虽然不能消灭他们，但我们也没有吃亏。经过了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走出了草地，胜利地到达了岷县的哈达铺。
这时，全国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对驻陕甘的国民党东北军及西北军，由于中央政策的正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直接进行工作，影响更大，实际上他们近于停战状态。在这极为有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十分恐慌，一方面加紧解决两广事件，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南迅速调到陕甘，另一方面则命令位于定西、陕西和武山地区的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和位于天水、秦安和武都地区的第三军王均部，阻止红军台合同对，阴谋撤换张学良，强迫东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进攻一、三、四方面军。
在这样重要的战略关头，中央军委于九月拟定了一个战略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兰大道以北海原、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武山等地区，继续向东向北，合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陕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毛炳文部；三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两省西南部，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部，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并准备打击和消灭胡宗南部，进而逼蒋妥协，促进全国的抗日战争。但张国焘继续执行逃跑主义路线，按兵不动。结果，毛炳文部没有消灭，两广事件已经解决，胡宗南先头部队已调到了西北地区。这时，中央军委为了掌握先机争取主动，九月十八日，又提出了集中三个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匪帮的作战方案，要求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西省南部积极活动，箝制和侧击胡宗南部队，先敌北进，占领静宁、会宁、隆德、定西，以配合控制西兰大道的四方面军同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队的行动。
静、会战役计划下发后，我二方面军对于三个方面军作战行动的统一，感到极大的欢欣，随即投入战役准备。当时，二方面军领导人还向中央发了电报，表示：“静、会战役不独是适合当前的政治、军事需要之正确决定，且是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之条件。”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二方面军即决定六军团进到宝鸡地区，牵敌西进，策应一、四方面军作战(当时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军长玉树声同志不巧这时生病，为了不间断指挥力量，朱德同志派我接替他)。但张国焘反对静、会战役计划，星夜跑到前方，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自通渭、渭源、漳县地区向西撤，北渡黄河，准备经青海、西宁大道翻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这时，朱德同志从后方赶到潭县之三十里铺，在西北局会议上，坚持北上，但并没能使张国焘转变，部队仍继续西撤，进至洮州，干部战士听说还要过草地，极为不满，如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这样的高级干部就愤愤地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面不少人甚至离队，消极抵抗。朱德同志又在洮州西北局会议上，详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徐向前同志语重心长地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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