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上游渡江。我军已拉开了在南北盘江站稳脚的架势，突然来个向西，就摆脱了强大敌人的追击。但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准备渡过普渡河的时候，遇到强大的滇军的堵截，打了个恶战，西渡未成。我们就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又摆出一付“攻其所必救”的架势，打个圈子转到昆明以西，继续西进，就把堵截的澳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从此，虽然后有追兵但前无堵敌，行动就主动得多了。由于云南敌人对我们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我军接近云南的时候，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要物资运存于碉堡和城市之中，由各地民警团队守备。但这些团队训练不良，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打猛冲，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数城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久“因粮于敌”，士气旺盛，虽然日行百里，而体力强壮士气高昂，从盘县东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江畔的石鼓圩，渡过金沙江。
当着中央红军在一九三五年要过大渡河的时候，蒋介石在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地区的会战，电今所属，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没之地，红军进入彝汉杂处、山川阻隔和地形险峻的绝地，粮食困难，必蹈石达开之覆辙，要他的部属不失时机，建立“殊勋”云云。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御用的一些历史家们，也学着蒋介石的逆风大放原词。然而，红军的胜利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宣告了他们唯心史观的破产。所以，在二、六军团快渡金沙江的时候，他们噤若寒蝉，再不敢作愚蠢的预言了。只有独夫民威蒋介石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带着云南土皇帝龙云，乘坐帝国主义赏赐的飞机在金沙江南的鹤庆、宾川、丽江一带上空，没精打彩的盘旋，作一番“黔驴技穷”的表演而已。我们过江后，云南军队虽然跟上来了，但到了金沙江边也望江兴叹了。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李伯钊等同志演了一个戏，叫《破草鞋》(黄镇同志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剧)，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这是一出有政治意义的生动的讽刺剧，说敌人一无所得，红军胜利北上了。当时，我们看了这场戏都很高兴，直到现在，我仍有深刻的印象。
在长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很多。过金沙江，我们还有一万八千人。渡金沙江后，翻过大雪山，四月三十日，到达中甸，进入青藏高原的减民区，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安、白玉，于六月三十日，在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合。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于六月二十二日到甘孜之蒲玉隆与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会合。见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张国焘和总司令部人员及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
七月二日，二、六军团齐聚于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就在这时，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跃任澜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氓从此，我们就用二方面军的番号了。
我们虽然和四方面军同志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双方的容额举止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虽去前方，但对两军团结非常关心，他在会合之前恳切的同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和一方面军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晒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认真执行了徐向前同志的这个指示。当着我们到蒲玉陛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去接回来。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这时张国焘也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然而他在两军会师前底却施展了两面派的政客手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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