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定。”我们到后，到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政工人员立即把这种情况告诉王震和夏曦同志，他们马上去找他，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队“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他们又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我们就请他出来当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时间很短就发展到一千人枪。我们到毕节前，原来想在黔西、大定站住脚，到毕节后，请他给云南的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写低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都认识，他就把共产党和红军当时的政治主张告知孙，并说：蒋介石泥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从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途灭貂，史有明鉴。正是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周索园给孙渡写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形成与国民党追击军夹击之势，迫我北走四川。这种态势，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二十天，休整补充(我们在乌蒙山向宣威进军队时，也曾用六军团首长名义，把这个意思与龙云、孙渡写过信，并提出同他们缔结抗日停战协定。虽然估计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至少可以使龙云加深对蒋介石中央军入滇的戒心，加深其矛盾。后来事实也证明是如此)。
红二、六军团从乌蒙山地区分途到达宣威和盘县。在盘县时，接到总司令部的电抵署名是朱镕总司令和当时窃据总政委的张国焘，要我们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对张国焘闹分裂反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也还在五十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从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来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我认为，当时张国焘之所以能要二方面军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有下列因素：第一，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及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以及一方面军(含红十五军团及陕甘地区红军)在陕甘地区胜利的发展，对全国尤其在西北有重大影响。第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在四方面军长期耐心的工作和同张国焘斗争的结果。朱德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中，在政治上、组织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斗争原则，启发一些受张蒙蔽的干部的觉悟，但又不同张国焘决裂，……避免事态更复杂化，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日益觉悟，西康中部人少粮比不能容纳大兵团长期留驻，迫使张国焘不能不作考虑。第四，纪二、六军团在云贵地区积极活动的形势及所造成的影响，不能不迫使张国焘同意朱总司令的意见。但这一切，对张国焘来说，都是客观影响，后来并没有使张国焘回到中央正确路线上来。
我们在南北盘江搞根据地的架势，敌人也看出来了，就部署新的围攻。由于敌长途与我作战，被我歼灭，死的、伤的、病的、逃的很多，兵员不足，加上北方和江淮一带出来的兵员，新到达层峦叠幛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敌人不如我军之耐苦及适应地区生活(当时我军多为湘西籍，又吸收许多贵州籍士兵)，所以士气不高，行动较缓慢。贺龙同志为首的军分会(军分会受中央军委和省委双重领导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