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婉廷”看写作的可能与困境
——浅论周述刚的创作
作者/老泉
“婉廷”是周述刚作品里印象较深的人物之一。
“婉廷”也是作为编辑的我认识作者周述刚的一个契机。
自从通读了周述刚的《南京,我会来找你的》后,我就这样认为:与其说“婉廷”是周述刚笔下的一个女孩,不如说“婉廷”是周述刚个人化的思念的法码或创作的灵机。我正是从这篇算不上很优秀的稿子里,看见这位年轻的作者已经缓缓地靠近了文学。
周述刚给红书坊寄来的稿件并不是很多,但他的采稿率十分可观,可见他那沉练的文笔功夫已初露锋芒。从他的《比我幸福》到《岁月了无痕》,从他的《难忘那一次》到《出走》,我除了发现作者在文字与文体上的长足进步,思想上的渐渐成熟外,我还发现了一种写作的“可能”,一种如黑格尔笔下的“绝对精神”的存在,一种在话语边缘随心所欲贯穿一气的叙事风格。作为本能或者说虔诚的写作者,谁都有体会,谁都清楚,写作起始于作者与社会的对抗,开始的写作一般是自由的,只是在写作过程中不自觉地纠缠进了自身,最终被串联进了历史。由于写作变成了一种想要达到历史协同性的行为,从而落进了圈套。当你极力想自拔时却反而被社会套牢。这就构成了文人写作的困惑与困境。周述刚的《出走》,就是从一条“银灰色的小金鱼”身上窥见了写作的无可奈何与不甘沉沦。
周述刚从“婉廷”身上发现了文学的不可期的“美”以及多种“可能性”,又从“小金鱼”身上领悟了写作的尴尬与困境,那么,在词语和意义的多重夹缝中,怎样才能开辟一条通往文学的“通幽曲径”呢?显然,借鉴前人是十分有必要的。有位前辈就曾说过:写作是要在字身上的自由和回忆之间达到一种妥协。他还补充说,字可以说明一切,但只有带上以前人们说出它时的力量,才能说得更好。
人都在生存的暧昧和孤独中挑战,写作也一样,它有时是生活的夭折结果,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宿命。要成为大写的作家,要写出大写的文学,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或者像尼采一样,并非能一蹴而就的,甚或是渺茫的,或乌托邦似的。我曾经给周述刚写过一封信,建议他重写《南京,我会来找你的》。我的本意并非对此文一笔抹煞,只是希望他在写作时多消解那种纪实的惯性,生活的粗意识。福楼拜说,文学是思想和字生成的肉,而我要说,文学是盐融化在水里的溶液,水不是文学,盐不是文学,盐在水里没有融化,也不能成其为文学。像当下文化领域里胡捧乱吵的这派那流,表面上火红了文学的半边天,其实那是文学在掴自己的耳光。
周述刚还只是一名大学生,一个眼望着神奇又玄幻的文学之堂正跃跃欲拭认真准备的年轻人,他的所谓的困境应该只是起步前的一颗绊脚石而已。在他的前方,文学的可能性是巨大的,也可能是深潜着的,关键是他自己以后将如何永不松懈的开采。千万要记住,开采自己的同时,也就开采了文学。
但愿“婉廷”成为他努力开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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