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他要不走，我还心甘情愿地伺候他。他走得太早了。现在影视表演什么的尽有‘替身’。怎么赴黄泉就没有替身了呢？要有，我替他多好！留下他，再继续写大运河，写新时期的乡土和运河儿女。”
“在那些年里，绍棠最苦恼的是两件事：一是党籍。他那时说过：‘我自己还是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二是没有了写作发表的权利。1961年，组织上摘了他的右派‘帽子’，1963年，《北京文艺》发表了他的一篇《县报记者》，那是‘摘帽’表态。没几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荡来了，他又跌到谷底。他写过一个小说，用‘曾者夫’的笔名寄到上海一家杂志。曾者夫就是姓曾的丈夫啊！人家看好，来信问他的单位地址。他没法回复，如实答复也不可能发表，只好不答。因为没留底稿，到现在，也无从知道那篇小说的题目和内容了。就是有底稿，也难逃厄运。那时虽然发表不了，他还是坚信有朝一日能归队的。写了长篇小说底稿。运动之初，学校的一些女教师来我家批他，还在门口贴了大字报。‘8.18’招来了红卫兵。我们在光明胡同是独门独院，特别受‘惠顾’，先查抄，又做过一段红卫兵指挥部。抄走了家里不多的值点钱的东西。底稿也翻出来了，扯了不少。等我们回去，底稿只有不到一半劫后余生，他带回了通州。以后没有重补，拨乱反正之后，在剩下的稿子基础上，成了现在的《地火》、《春草》和《狼烟》三部长篇。那个时期，他在家里看书，《资治通鉴》《鲁迅全集》和古诗词，可能因为我是华侨，学校没让我进劳改队，我还能出去跑跑，看大字报。回来给他讲。他政治敏感性极强，很多事情都被他分析判断准了。他坚信有云拨日现的一天。苦恼的是正值壮年写了东西无处发表。他不重地位名分，痛苦的是没法子再歌唱他的运河，他的乡亲。有人著文说文革后期，内蒙有个读者帮他上书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但没下文；也就是差不多同时，通州的王梓夫和石崇，在他改正后联系出版《地母》时，跑了多少趟，盖了多少章，才得以出版。大好光阴，就用‘苦’、‘难’两字带过吧！”
离别十年 一部文集慰平生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的舒畅，环境的良好，使绍棠的创作又一次进入高潮。可惜，他身体垮的太早，最后的日子，他抱病参加北京市两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会议。曾大姐说：“他也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就是有了事情，不做觉得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一个中风偏瘫、严重糖尿病和肝腹水的人，能不知道自己的状况吗？他说：‘记得了自己的年龄，要赶快做，虚荣诱惑和物质刺激都不能使我动摇。’那是他的肺腑之言。他抓紧时间编选文集，1－10卷的大纲都是他拟的。文集的名字叫什么？他想了很久很多。后来想到了大运河；运河有千年历史，3000里长度。通州是运河北端，从杭州算起，它是凤尾，从京城计起，它是龙头。两岸历史、人文太丰富了。他是运河儿女，作品主要是运河题材，理论文章也主要是乡土文学的探讨，构成了体系。于是就定名为《刘绍棠文集. 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可惜，绍棠学长去世太早，文集在他手里仅整理了5卷，他西去时，单行本的《村妇》正在装订，以至于他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还是曾大姐想得周到，大痛之际，还想着在他灵床枕畔，放上本带着新墨的《村妇》。第二年春天，绍棠家人至亲和少数朋友，按大姐的安排，在运河源头附近的齐天乐园小土山上，请绍棠安睡，入葬时随放了已面世的前三卷文集、两小瓶茅台酒、绍棠生前用的蘸水钢笔和几个备用笔尖。我们北京二中的校友学弟李培禹，回来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随笔《刘绍棠魂归故里》，发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第二年母校校庆，小师妹、北京经济台主持人陶津做成配乐朗诵。热闹的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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