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界协会及其组织都与领导者鲁迅以至于全中国人民对不朽的高尔基的态度。”
　　这段文字很明确地说，在高尔基逝世的时候，中国文艺界协会有电报去莫斯科表示哀悼。这和孔另境的说法是相一致的。这里，罗果夫将鲁迅和中国文艺家协会联在一起也是不奇怪的，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鲁迅是中国文艺界的领袖。然而，正是由于他作的这个联系，引起中国史料专家的一番考证：鲁迅先生是否电唁高尔基。有的在长篇考查后，结论是：“在高尔基逝世的时候，中国文艺家协会可能曾发电致唁：鲁迅因在重病中，既没有领衔和少数作家一起在那唁电上署电，也没有几个人另发电报。”这个结论基本上是准确的。也有的说：“罗果夫所说的中国文艺界协会在高尔基逝世时收到（发出）的唁电，实为‘协会’6月12日寄发的慰问重病垂危中的高尔基的慰问信，因收到时6月18日高尔基已经逝世。”“也许是罗果夫把‘慰问信’误作‘唁电’了。”并进一步说，如果真有‘唁电’，在高尔基博物馆自然也会查到的。(10)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在高尔基逝世的时候，中国文艺家协会曾发有简单内容的唁电。因为不是信函，寻找可能较不容易，幸好罗果夫为这一件事作了可贵的记录。
　　关于中国文艺家协会的这三件公函，可能是这个组织成立后唯一办到的实事，也有影响的、有意义的实事，自有其文献价值。如果不是戈宝权先生的发现和介绍，丁景唐先生的考证，这件事就被湮没了。特志记录并查考。
　　
　　注释：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第3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
　　(2)梅雨（梅益）：《希望》，载《光明》半月刊1卷2期，1936年6月出版。
　　(3)李兰：《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会合》，刊《光明》半月刊1卷2期，1936年6月出版。
　　(4)《高尔基与外国作家通信集》，1960年苏联科学院出版局出版。
　　(5)此文为戈宝权：《高尔基与中国革命斗争》一文中的第六部分。刊《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新华月报》1961年8月号转载。
　　(6)(10) 丁景唐：《三十年代中国文艺家协会给高尔基的慰问信》，刊《新文化史料》1991年4月号。
　　(7)孔另境：《我的记忆》，刊《秋窗集》，1937年6月泰山出版社出版。又《我的记忆──孔另境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
　　(8)(9)转见倪墨炎：《鲁迅是否电唁高尔基》，刊《现代文坛随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
　　
　　（孔海珠：茅盾侄女，虹口区图书馆“现代文化名人在虹口”文献资料室顾问，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曾发表《茅盾与儿童文学》、《于伶戏剧电影散论》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