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模样还大不一样了呢！”可不是吗？要不是写了“左二”还真不好认呢！大姐说：“他从小就挺黑的，又高又瘦。后来胖了，再照像和从前有挺大的变化，一直没变的是身上的‘乡土气’。作品入选高中课本的他，还土的跟个乡村娃似的。”我听得出，大姐不是贬义，而是在褒扬绍棠的乡土本色。
“这么珍贵的老照片和绍棠的亲笔背书，再加上您按照片编年列出的作品发表篇目，可以出一本图文并茂的册子嘛！”对我的说法，大姐只说有这设想：“现在，读大学的孙子雨丝，给爷爷做了个网页。不少照片和我收集的资料都上去了。可是，雨丝提了个问题我还真答不上来。他问我：‘爷爷什么时候戴上眼镜的？’因为照片有断代，从现有照片上就答不准。你看，我要做的事还真不少吧？”
如烟往事 情真意切说绍棠
看着相册，在潞河中学的几页中，有了曾彩美的形象，话题自然就说到她和绍棠的相识相恋了。绍棠学长在世时，我也听过他说曾大姐，虽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却也能体会出爱意深切，情浓意重。他自己写的1994年写的《刘绍棠小传》一文中，有大段的记叙：“我的老伴曾彩美同志，44年前在海外地下入党时又名白樟，那时她15岁。新中国与她所侨居的国家建交以后，双方必须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部分华人共产党员放弃国籍，转入该国共产党。一部分人退出中共，继续在该国侨居。一部分撤退回国，接受党的安置。白樟不肯退党，也不肯变为外国人，便以回国祭祖为名，告别父母兄姊一大家子人，抛弃富商家庭的优裕生活，只身一人踏上归途。当时，为了确保党的秘密，决定党员分散离境，以免被反动势力拦截绑架，一网打尽。白樟当时还是个16岁的千金小姐，却敢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搭乘远洋航轮，在大洋上颠簸了半个多月，又换乘小艇偷渡澳门，这才回到举目无亲的祖国。万里姻缘一线牵。她回到祖国不久，便遇见我这个大运河边的农家子弟出身的青年作家。经党批准，结为夫妻，至今已经41年，风雨同舟，安危与共。”
我记得有些文章说：一个东南亚的归侨小姐，看了刘绍棠写的小说《红花》，拿着文章追到潞河中学，找到绍棠，后来终于结为夫妻。大姐笑了：“无稽之谈！我认识他时，根本没看过《红花》。怎么说的跟现代追星族似的？”
于是，大姐娓娓地向我讲起50多年前的往事：
“ 我到潞河中学和绍棠同级不同班。他是学生会副主席，我是生活委员。工作中接触，感到这个人挺好的，朴实、热情、认真，并没什么其他想法。我回国前，是中共预备党员。回来前情况紧急，关系没转过来。为了接上组织关系，我给国外的入党介绍人写了封信，因为保密的原因，不能直书，就隐写：‘第一本书有了，请把第二本书寄来’那边看懂了，把关系转来了，还要审查。传到学校党总支。已是学生党员的绍棠知道了。以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特有敏感，很是高兴。你看，这是他当年写的日记‘1953年9月13日 除了5月27日，我就是今天最快乐了。我的内心在跳动，在唱歌。我告诉谁？谁也不能告诉。我想对别人说，逢人便说，她是共产党员，可是不能。因为这是党的秘密。听雷民说‘希望’是候补党员，我多么激动啊！……’这个‘希望’指的就是我，他和同学们背地里用这个代号称呼我。”
曾大姐深情地为我读着，艺术家的朗诵表演没有她情真；影视剧的华彩片断没有她感人。我听得摒住呼吸，她读得陷入沉思。我知道：被岁月早已淡成一缕的烟云，如今又一次激起当事者胸中滚滚得波涛；我看见：大姐早已泪流满面。我不忍心让大姐得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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