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廖沙：花明楼有祖父用过的房间和桌椅，条件艰苦，书房里没有灯，窗外透过一点小的阳光，他也能看书，这些成长经历让人尊敬。而我在另一个国度最大的城市学习生活，没有可比性。
新京报：第一次对刘少奇这个名字有了印象，那时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阿廖沙：很早就知道。苏联媒体会报道中国的新闻，报纸上有祖父的照片，母亲也会提到。那时年纪小，他对我而言，是一个祖父的角色，很模糊，弄不清样子。
新京报：什么时候这个角色真实出现在生活里了？
阿廖沙：1960年第一次见他，我5岁，记得母亲说晚上要去一个地方，一辆黑色轿车接走了我们，来到漂亮的大厅，一位高大的老人，很亲切，热烈拥抱并亲吻了我，他就是我的祖父刘少奇。他带给我很多玩具，也给母亲的家族带来了礼物，一套描画着中国山水画的烟具，和一幅绣着老虎的大丝绸画。
新京报：那时见到祖父的感受是怎样的？
阿廖沙：因为不熟悉，靠在他怀里时还有些羞涩。但随后就感受到祖辈的疼爱，不安很快就消除了，那种感受我到现在还记得。
新京报：何时得知祖父去世的消息？
阿廖沙：记不清年代，但母亲肯定很早就知道了。我最近收拾俄罗斯的房子，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报纸，上边有一行小小的消息，写的是1969年祖父去世。
新京报：这些年，你对祖父刘少奇的认知是在发生变化的吗？
阿廖沙：我对祖父的认识逐年都在发生变化，越发觉得，他能在当时取得那样的成就是多么困难。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他在这段历史里的位置？
阿廖沙：他为解放中国和建立新中国贡献了力量，是新中国初期的国家领导人，为中俄关系的友好奠定了基础。他是历史的先驱。
分离
母亲的决定救了我
新京报：对父亲的印象如何？
阿廖沙：他聪明而有教养，是一个不会让别人受委屈的人。他在莫斯科时非常忙碌，总是工作。他有空时会把中国故事书翻译成俄文，读给我和姐姐听。回国后，他时常写信到莫斯科，表达他对我们的爱。父亲谦逊、有礼的性格传递到我身上，影响了我的成长。
新京报：有没有怪罪过父亲离开你们回到中国？
阿廖沙：从没有怪罪。我明白他为什么回国。家庭分隔两地并不是父亲的错，祖父跟他说，他必须回国偿还中国和中国人的恩情。
新京报：为什么不选择一家人去中国呢？
阿廖沙：有过这样全家团聚的机会。那时母亲去北京见到父亲，父亲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但母亲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她觉得中苏关系已经有了变化，希望我和姐姐在莫斯科生活。母亲的这个决定挽救了我和姐姐。后边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
新京报：你是指1967年父亲卧轨自杀的事情？
阿廖沙：也是很多年后，从遥远的中国朋友那里传过来这个消息，全家都很震动，不知该不该相信，直到后来姑姑确认了这个消息。
新京报：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不相信父亲是自杀，现在依然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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