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的公共生活，而创新民艺也许是我们目前根据自己的艺术和文化资源，唯一可以转化为生产力，为农村创造工作机会的途径(因为碧山村位处著名的黄山风景区，我们对目前当地依赖门票收入的乡村旅游业模式持审慎的态度)。我们希望“碧山共同体”的工作不只在文化和艺术层面，同时也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有所拓展，例如动员村民通过“交工”和互助，减少对公共服务的依赖等。随着以后工作的深入，每年定期举办的“碧山丰年庆”将成为这一年来日常工作结果的展示会。因为2011年的“碧山丰年庆”反响不错，我们获得了黟县人民政府委托的2012黟县国际摄影节的组织策划工作，它将与今年的“碧山丰年庆”同期举行。
亲身参与实践，使我更深体会到乡村建设的困难。首先，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今天，乡村建设作为一种民间自发运动，它的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它能否获得合法性和更大的社会空间，取决于它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其次，乡村建设需要资金支持，投靠资本，或依附政权，都与它的独立态度相悖，靠动员民智民力，其路漫漫，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晏阳初从美国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一方面他会被批评为投靠“帝国主义”，另一方面这是个特例，不能成为示范，不可人人为之。
温铁军坚持他做乡村建设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不认同大资本对农村的剥夺，他不会接受大资本的资助，甚至不认同NGO，这样他的同事有可能是无薪工作，仅靠理想维系。我们目前的办法，是靠承接各种大型艺术展览和活动的策划工作，把碧山的工作列入它的参展项目，通过这样分享它的预算，或用自己的工作酬劳投入，或动员朋友捐助，可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长久的方法。
第三，乡村社群对乡村建设的理解多从实利出发，与知识分子的理想时有冲突。你如果不能带来实利，便得不到他们的认同，或者你可能因为帮助了一个阶层，导致另一阶层的利益受损，后者甚至与你为敌。晏阳初在定县搞棉农合作社，以帮助他们摆脱当地银号高利贷和中间商的盘剥，棉农很高兴，可当地银号因此纷纷倒闭，他们于是围攻平教会，要将它逐出定县。
面对这么多的困难，为什么还要从事乡村建设？温铁军说：“从我个人来说，只是一种不忍。做人，做知识分子，难免妇人之仁，如果知识分子没有妇人之仁，如果身在主流不能反思，那就会是一种男性主义的或者说是一种趋向极端的主流思想。”
在我这样一个出身农家、好不容易在城市站稳脚跟而后又渴望回归乡村的人看来，温铁军这句话不是在表达优越感，而是在说出他悲天悯人的本性。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