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知识分子对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批判。
千家驹认为晏阳初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是有问题的：“他们以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病根是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之愚、穷、弱、私，所以要救中国必须针对这四个字着手，可是他们就没有想到愚、穷、弱、私，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病态之表现，怎样会发生这四个病态的现象这问题，是不能由这四个字本身得到解决的。”
他认为梁漱溟作为“乡村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稍为深入，但其提供的解决方案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梁先生的‘新治道’，表面上看来好似尽善尽美，仿佛真可以令学众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爱之王国’，但说穿了却也不过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戏；梁先生的乡学与村学，虽然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挂上了‘组织农民，教育农民’的新招牌，戳破了说，却也不过是现存秩序之巧妙的设计而已。”
在千家驹看来，这两种实验都会把中国带入历史的歧路，他虽然没有在文中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之道，但从行文立论推断，不外乎是反帝反封建，以阶级斗争颠覆现存制度。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动员革命的理论依据。
在温铁军领导的体系之外，贺雪峰在湖北，李昌平在河南，廖晓义在四川的乡村建设实践都各具特色。
1982年起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给中国农村带来极大的活力，但随后展开并越演越烈的城市化运动又使农村被推入忽视的边缘。
2003年，最早提出当代中国“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的研究者温铁军，来到米鉴三和米迪刚的家乡，也是晏阳初当年携妻带子在此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的河北定县翟城村，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吸引了各地农民的参与和媒体的关注；2004年，温铁军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同年在北京指导成立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2005年，又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旗下拥有数家分支机构，这意味着一个承继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精神衣钵的当代实践开始渐成规模。
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作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决定，显示了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在温铁军的影响下，中国不同地方都出现了知识分子自发的乡村建设实践，而各级政府亦开始执行中央政府推行的新农村建设政策，四川省和直辖市重庆更开始了城乡统筹的试验。从民间到官方，乡村建设的思考和行动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社会的视野。
温铁军认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样把其所需要的巨大制度成本转嫁给农村，这种以产业资本、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为主要导向的发展策略不仅带给农民、农村、农业沉重的负担，它本身也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因为忽视农业，过度依赖粮食和资源进口，会使一个国家缺乏抗避全球性的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的能力。
温铁军常常把自己的“逆城市化”倾向自嘲为“保守”，但在一个人人趋向城市并沉迷于高速发展的国度里，这种对农民的关怀，对农村的坚守，对农业的重视，却容易被视为“激进”。他在这种理论认识下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比民国的前辈们更缺乏资源，但比他们走得更远，可惜的是，他也面临与他们同样的困境。
温铁军和晏阳初一样没有轻易放弃。在他感召下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邱建生，在翟城村的学院被解散后又到海南和福建等地建立新的实验点；他的博士研究生何慧丽，继续在河南开封挂职担任市长助理，在那里的农村地区协助农民开展合作社运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虽然负责人刘湘波2011年因车祸去世，但仍在运营，他们的工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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