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使我们也不能不钻入政治”；梁漱溟也说过他的“两大难处”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如果乡村建设继续保持它在政治态度上的“模糊”，如果它不走向“政治解决”，它最后必然面临夭折的命运。
在这些以地方自治、平民教育和农业建设为方法的乡村建设实践大规模爆发之前，中国还出现过一阵短暂的“新村主义”的乌托邦思潮。“新村”的思想最初发端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実篤1910年创办的文学杂志《白桦》，它混合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等思想，主张在一个无政府、无剥削、无阶级的“新村”展开耕读式的共同生活。持有这种思想的一批日本作家因此被称为“白桦派”，他们后来又创办《新村》杂志，并于1918年在日本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新村”的实践。
中国作家周作人一直订阅《新村》，深受影响，并在1918年和1919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人的文学”、“日本的新村”等文章，表达自己对新村主义的向往，后来还亲赴宫崎县实地考察。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自己的家中创办了“新村”支部，吸引了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如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的参与。
同年，早期同盟会会员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设“青年村”，算是在农村地区开展的较有影响的“新村主义”实践。青年毛泽东虽然也曾心仪“新村主义”，但最后却选择了农村革命，只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才把这种思想转化成人民公社。
与乡村建设派的“躬耕者”们比起来，“新村主义”更多地耽于空想，所以在中国很快就式微了。它虽受之于东瀛，却接续了诸子百家中不见容于主流价值，也就最容易被忽略的农家思想。《汉书·艺文志》对农家的定义是：“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这种农业乌托邦思想，曾被David Graeber在他的《债务：首个五千年》一书中视为中国先秦时代的无政府主义。
“他们以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病根是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之愚、穷、弱、私，所以要救中国必须针对这四个字着手，可是他们就没有想到愚、穷、弱、私，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病态之表现，怎样会发生这四个病态的现象这问题，是不能由这四个字本身得到解决的。”
乡村建设派的好景也不长。1937年日本的入侵打断了他们的梦想，民族救亡比起农村的破产颓败更形急迫。不过，就算不被战争打断，乡村建设派的启蒙和改良的努力，也会被自身的局限迫入困境。
1930年，彭禹廷被敌对派系暗杀，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则被蒋介石下令关闭，它的血脉被汪达之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学校传承，后者组织的“新安旅行团”，由少年学生组成，连续十多年行走中国各地，从事抗日宣传。
国难当头，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投入救亡的行动中，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解散，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也随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他仍然不愿放弃乡村建设的梦想，在那里成立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直至1950年被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反动组织”并被军事接管，1960年他又在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建设学院，此学院至今仍在运作。晏阳初对乡村建设的努力，可谓一生不辍。
乡村建设派的弱点，常常被批评为对复杂的时代处境以及当时积重难返的中国社会的认识不够深入。1936年，新知书店出版了《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一书，集中了千家驹和李紫翔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