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政策可能推出这样一些方向：反腐；精减机构的大部制改革；整顿庞杂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以削减庞大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改革发改委职能节制其审批权力；节制地方债务的综合解决方案以保护银行体系；并以此为契机推动的央地架构的重新设计（财权和事权的重新界定）；大幅减支以拓展减税空间。

　　推进国有垄断部门的改革，特别是国有经济大幅度退出经营性领域，让社会资源加快进入管制和垄断的现代服务业，引入竞争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如此，股票市场可能出现相当幅度的反弹和明显结构性机会，确定性增长前景的行业，将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

　　因为这些政策或使得股票从DCF的估值框架的分子和分母两方向都获得支撑因素。

　　只有进行实质性的“关厂”，工业品价格才能结束下跌趋势而趋于稳定，竞争性企业盈利水平（ROE）才能真正止跌回升。一是因为实际供给的下降，二是因为总需求下降而致生产要素成本下降（包括原材料以及劳工成本）。

　　从中长期看，支持出清的政策使得该死的死掉，释放出资源和要素，新生的供给面才能获得更快、更多的重构的机会，走出新的增长周期。

　　所以从这些政策所表现出的新一届政府推进改革和转型的决心，将明显改变经济主体的风险偏好。有利于风险溢价的显著缩小，从而改变折现率来提升估值中枢。

　　如果政策上能接受更低的经济增速，固定收益投资则蕴育着机会。因为政策基调将向2012年5月份之前的状态的回归：即对投资扩张保持抑制态势。

　　同时，或开始清理庞大的影子银行部分：鉴于目前影子规模巨大，允许违约事件无序出现的可能性极低，但至少要开始抑制规模进一步滚大，同时推动理财资产无可避免的要回表。

　　降息的可能性会上升：如果政策开始实质性推动改革，意味着短期财赤上升不可避免（一是减税；二是维稳的失业补贴等等），政府有降低财政成本的动机。当然，经济减速和通胀下行本身也在拓展减息的空间。

　　场景三

　　僵持与博弈，一如既往地胶着。

　　新一届政府不会或也没有能力再在基建和投资链条上释放过量错配的订单，但碍于原有模式利益关系的固化，使得改革和转型面临很大的掣肘，短期内也难以有很大的作为。

　　可能的场景就如当前，政策上很难有很大的突破，或者新领导能够表达一些长远的意愿，但实质性推进仍面临较大的困难。

　　短期政策仍难以摆脱增长速度的纠结；中央宏观当局与经济诸侯（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博弈更趋激烈；经济出清过程受到经济诸侯的干预而进展不顺利，宏观政策时常要进行一些妥协性的调整。

　　如果是这种场景，企业盈利会经历一个缓慢下行过程后最后来一个“硬着陆”，之后长期萎靡在底部，难以有效反弹。

　　目前工业企业的经营情况显示，销售增长显著高于盈利（销售还有十个百分点的增长而盈利早已转负），企业处于不讲回报的阶段。

　　财务上反映为库存堆积、应收账款上升、现金流变差。这是典型的政府“援助”之手在延缓经济自然“出清”（通过一些税收减免和优惠资金补贴要求企业不“关厂”）。

　　如此，股票市场不但难以出现趋势性机会，相反还会累积更大的系统性风险。这可能是投资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场景。

　　由于股票的基本面，无论宏观还是企业盈利，中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