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瓮安事件后，我们认识到，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维权来实现维稳。只有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益，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此，在这两年，我们大力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诉求表达机制和矛盾调解机制，探索建立了信访调处专项资金、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人民调解调处矛盾纠纷奖补专项资金，法律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影响等多管齐下，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新型社会管理机制，使民众有地方表达诉求、有法律规范诉求、有政策满足诉求、有机制排解诉求，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从源头上解决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多种因素。从重政府安排向重社会参与转变，从重管理控制向重协商协调转变，维权不仅能够维稳，而且可以创生和谐稳定因素，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这是我们最大的体会。

　　提振公信重在平时“烧香拜佛”

　　本报评论部：群体事件如何正确应对、社会矛盾如何有效化解，是给基层的严峻课题，也是关于末端处置和源头治理的问题。我们发现，不管是应对突发事件还是实施常态治理，政府与社会、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状态至关重要。政府公信力高，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筑得牢，往往就不会乱，或者能在问题发生时很快处理好。瓮安从过去的不被群众信任到现在信任度较高，你觉得变化的关键是什么？

　　沙先贵：民间有句俗话，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群体突发事件也是一次检测，政府公信力有多大、干部关系好不好，在非常时刻得到了扎扎实实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瓮安事件是政府公信流失、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

　　我为谁工作？我对谁负责？我怎样工作？4年来，我们要求瓮安的各级干部都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展工作，增强群众意识，重树为民作风。我们开展了“千名干部走千村、万名干部进万户”活动，干部走基层“写民情日记，建民情台账”，建立“五大访”工作制、领导干部责任包保制、机关干部驻点帮扶工作制等长效机制，使干部真正深入基层、融入群众，联系实际倾听民声，务实真干与民同行。

　　群众工作的常态化，使曾经的坚冰积怨大量化解，老百姓对政府和干部的信任正在修复。举一个例子，当年用燃烧瓶攻击政府的少年葛启义，他最近出现了生意纠纷，首先想到的是报警，几小时就解决了问题。但4年前，他面对委屈首先想到的是燃烧瓶。像他这样遇到问题时信任法治和政府部门的人越来越多，这反映了人心的变化。国家统计局瓮安调查队两次抽样调查也显示，群众对干部作风满意率分别为93.46%和94.63%。

　　基层组织需要“二次发育”

　　本报评论部：4年前的瓮安事件，以及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等，说明一些基层政权在决策和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你觉得如何加强推进基层决策的科学性？

　　沙先贵：瓮安事件一方面暴露出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凝聚力、战斗力不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民众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增强背景下的各种诉求。因此，我们重点对基层组织的建设进行了加强，着力配齐配强村干部，探索统筹城乡党建工作。

　　为了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贴近民意，我们推行了“双向组织生活”模式，采取“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形式构建起新的城乡支部共同体，加强城乡党员互动。同时，大力抓好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把“三议三公开”工作法拓展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领域，这“三议三公开”，就是指村民商议、“两委”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