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瓮安县委书记沙先贵

　　【对话背景】 4年前，瓮安事件震惊全国。如今，再访瓮安县城，当地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群众对公安、政法机关满意率不断攀升，安全感持续增强。日前，瓮安县委决定将被毁的“县委大楼遗迹”保留，时刻警示党员干部。以楼为镜，可以明得失；以教训为警钟，可以知治乱。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背后有着怎样的基层治理探索与变革？瓮安的4年转变历程，能为基层治理者带来哪些从观念到实践的启示？

　　不做社会建设滞后的“泥足巨人”

　　本报评论部：对4年前“瓮安事件”的反思一直不绝，对现在“瓮安之变”的总结也不少。时间的沉淀往往能让人有新的思考。此前有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瓮安事件与经济落后有关。联系现在的变化，就会有一些新的思考。我们注意到，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７年瓮安的ＧＤＰ翻了近一番，财政收入增长近３倍。瓮安事件发生在当地经济发展较快的一段时期。怎么理解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让一个地方“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沙先贵：很大程度上，瓮安是一面镜子，是经济落后地区在转型发展中遭遇“转型之痛”的一个缩影。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瓮安遭遇着更复杂的两难困境：底子薄、实力弱，既要迅速实现经济上的跨越发展，又要满足不断提高的民生需求。反思瓮安事件，最大症结还在于民生欠账太多，对群众权益长期忽视，导致问题扎堆、民怨累积，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痛定思痛，瓮安各级干部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时代在变，老百姓的需求也在变，GDP挂帅的老路再也走不通了，没有厚实的社会建设，即便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起飞，那也只是问题重重的“泥足巨人”。我们必须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模式。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7·23”讲话中所指出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的确要用发展来解决发展的问题。但这个“发展”不单指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手段，社会发展是目的。基于这样的认识转变，4年来，瓮安千方百计弥补历史欠账，砸锅卖铁也要把民生欠账补上。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完善新农合、建设保障房、拓宽就业渠道等一系列民生措施，群众享受到发展的好处，心气顺了，社会安定了。事实证明，抓民生同样能带来繁荣，而且是成色高、靠得住的繁荣。

　　社会管理需要“维权创稳”新机制

　　本报评论部：在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等复杂条件下，社会稳定越来越成为基层重要课题。但如何维稳对基层是一个考验。一些地方尚未完全走出过去那种简单粗放、以堵代疏的维稳误区。从瓮安的实践来看，你觉得基层在维稳与维权方面有什么困惑？如何才能避免后面两种方式？

　　沙先贵：我们感觉到，新形势下，一些过去曾经管用的管理方式，渐失作用。尤其是采取管、控、压等传统社会管理手段，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群体力量，未能及时跟进协商协调，以至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如何有效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需要探索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