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的原因是收入水平和个体因素(健康状况、情感质量等)拉了后腿。
在此，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十大休闲城市中南方城市占了八席，这些城市环境优美、服务业繁荣，展现出很好的休闲经济特点，未来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潜力大。二是，十大幸福城市中北方城市占了七席，这些城市最近几年GDP增速显著，收入带动幸福，实现了短期内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幸福互相促进。在一定时期内，北方城市市民的幸福感将紧密和收入提高挂钩，但是，幸福感提升的幅度将越来越受休闲、健康、情感质量等因素的影响。
本次调查显示，在感觉“很不幸福”的受访者中，有19.31%的人没有休闲时间，而在感觉比较幸福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为4.52%。同时，引领经济增长的产业也需要向服务业调整，方能保证增长的平衡和质量。
年收入10万元是休闲门槛
忙碌的城市总有一些共同点：外来人口多、快餐店多、交通便利、物流兴旺、城强民富、跳槽现象频繁、品牌消费流行、交通事故多、排队多、人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堪忧等等。而闲暇的城市却各有各的姿态：一张八仙桌，一壶浓绿茶，树阴下、门庭间，麻将、棋牌，是很多南方家庭居家旅行的必备单品，哪怕吃吃喝喝都是工作的状态。慢节奏的生活，不等同于游手好闲，当然也未必就是“有闲有钱”。
根据“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数据显示，休闲时间较少，也就是最为忙碌的地区集中在辽东半岛、长三角和京津地区。这些地区也是当前经济发展较快、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
从这个分布看，闲暇经济研究中的“闲钱悖论”(有闲和有钱不能得兼、收入高的地区通常休闲时间少)表现得较为明显。尤其，人均收入处于国内顶端的北、上、广的休闲时间在所有343个受访城镇中的排名十分惹眼：北京的休闲时间排239位，上海排177位，成为中国最忙碌的城市之一，广州的表现勉强及格，排第95位，成为在休闲和收入上较为均衡的城市之一。
休闲，是对工作的替代，是种比较昂贵的商品，需要用收入来购买。在收入水平没有越过“休闲门槛”之前，在社保水平没有达到“休闲安全线”之前，人们无法实现“有闲有钱”的和谐状态。人们只能牺牲收入去换取休闲，或是靠减少休闲来获得更高的收入。
本次调查证明，年收入10万元大概是收入上的“休闲门槛”所在：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较低收入人群中，12.01%的人没有休闲时间，休闲时间在1～2个小时之间的比例最大；而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较高收入人群中，只有5.87%的人没有休闲时间，休闲时间在2～3个小时之间的比例最大，休闲时间在3小时以上的高达33.87% 。
本次调查中，70%的受访者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也就是说，大部分国人依然处在“闲钱悖论”的挣扎之中，并无法保证同时拥有高收入和高闲暇。
如何摆脱这种挣扎，如何实现自由和快乐。闲暇经济理论指出：第一，在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调整和社保提升势在必行，这是对闲暇的基本保障；第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生活方式的转变来配套，积极健康的闲暇活动能高效地积累人力资本、营造优良的制度氛围、提高国民的消费动力、激发原创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此类生活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和活水之源；第三，学会工作，更要学会休闲、学会生活。
“闲暇经济”将成为文化发展的先导，成为“生活引领经济、自由激发创新”的新经济形式。这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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