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体制已基本实现市场化，而政治体制、特别是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

　　在解释腐败问题时，该白皮书称，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少地方和单位，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李永忠认为，权利反腐已成弦上之箭。

　　重构权力配置

　　首份白皮书的另一大亮点是将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作为专门的一个章节进行了详细介绍。

　　白皮书将当下中国的反腐分为七大形式，分别是共产党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

　　“反腐需要权力机构的有效监督，也需要公民有效的参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反腐败总体框架下，反腐的各种力量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

　　反腐七大形式基本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从数量上说可以算是全民反腐，但从技术上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白皮书称，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防治腐败，在政府采购方面，实行以公开招标为主要方式的采购运行机制，2002年至2009年累计节约财政资金3000多亿元。

　　但在2010年收官之际，从辽宁抚顺市财政局采购苹果iTouch4当U盘，到黑龙江省公安厅电脑采购清单中出现4.1万元超高配置笔记本电脑，再到乌鲁木齐一法院采购豪华电动按摩椅等等，各地频频曝出的“豪华”政府采购事件再次反映出权力缺乏强有力的制衡。

　　任建明认为，在反腐败问题上，中央这些年在微观和中观层面做了很多工作，“为什么效果都大打折扣呢？在我看来，根子还在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

　　把“权力之虎”关进“权利之笼”，李永忠认为，“权利时代”的进程快慢与权力结构的改进完善程度成正比。在广大群众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和复苏的新世纪新阶段，必须加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领导制度的核心，就是改革权力结构，就是在权力问题上正本清源。”

　　2010年11月18日，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是规范权力行使、强化权力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林吉吉认为，只有监督权力运行，重构权力配置和制约，才是治理腐败的良方。

　　任建明表示赞同，他认为权力监督需要顶层设计，合理分解和制约权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正如白皮书所言：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