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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国际先驱导报》：近来，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尤其强调维稳。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社会背景？
于建嵘：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更多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汪玉凯：这是因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社会内在矛盾突出，呈现被激化的趋势。群体性事件数量逐年上升。并且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演变趋势。以前，民众多数都是为了维权争利，运用法律手段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后来发展成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再严重的泄愤就是引发群体骚乱。
换句话说，群众利益诉求以前是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现在却是通过比较激烈的方式。这样的社会背景是政府强调维稳最关键的原因。
Q：如今政府对维稳工作“很给力”，为何社会反而越来越不稳定了呢？
于建嵘：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
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汪玉凯：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过度依赖警力、依赖外在手段。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维稳思路，但是这样的思路现在却占据了政府维稳方式的上风。公安干警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之快，维稳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
其实，很多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出台的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那么工人、农民、打工者等弱势群体在政策中的博弈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这些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如果没有话语权，没有利益表达的途径，我们的社会怎么可能稳定？
不该把维稳和维权对立起来
Q：国外发生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比如今年的法国工人大罢工，以及英国大学生抗议学费上涨等，所在国政府并没有“维稳”一说。跟中国的情况相比较，当中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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