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于建嵘：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

汪玉凯：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

2010年，“维稳”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的关键词。每逢重大活动、重要时期，各级政府就会高度紧张起来。比如今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广州亚运会期间，确保社会稳定都是当地政府的头号任务。维稳投入的经费更是难以估量。

高调维稳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可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真的到了极不稳定的境地吗？不少研究者给予了肯定回答，但是，他们批评的矛头多指向政府的维稳作为。甚至有学者提出，政府的维稳才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在不少人看来，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事实摆在眼前。今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今年9月，河南商城县蜱虫疫情导致18人死亡，然而当地政府同样以维稳为由，拒绝公布死亡者名单……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维稳”。

显然，当前的维稳模式难以持续，“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需要与时俱进。

过度使用维稳手段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