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所以当场翻阅。他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自己“立刻被其斗争性的主题与可读性的文字所吸引，对我这个一向关心大陆经济改革，但又未特别研判意识形态的人来说，这本书正提供了一条历史主轴”。是晚回到宾馆，继续阅读，又站到窗前，遥望外滩夜色与淮海中路的霓虹灯光，不禁长叹：“在那个’左‘或右的思想可以主宰一切的年代，’观念‘真是左右了历史的轨迹和十二亿人民的命运。”
他说得对？要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就不能只看1998年这一年。《交锋》也是因为迎合了这种需要，才格外风行，就其本身来说，它也没有摆脱“观念”的主宰，行文太激烈，爱憎太分明，实在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好，当然也不像另外一些人说的那么坏。人们用被夸张了的热情关注它，表达一种被夸张了的感受，无论褒贬，其实都是没有摆脱“观念”的主宰。
进入5月份，就是“真理标准讨论”整整20周年了。一般人都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北京城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准备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中央电视台开始筹划一部新的电视片，这是官方宣传计划中的一部分。几个在80年代后期遭受冷遇的年轻人——魏斌、夏骏和王鲁湘，成为新计划的执行者，这些人在京西“梅地亚中心”包了几个房间，重新摆出一副志得意满舍我其谁的姿势，高谈阔论过去20年里中国人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是放在今天，人们是没有兴趣把时间用来谈论过去的，他们只在乎现在和将来。可是在那个春天，中国人谈论政治还是那么热情洋溢。
依稀记得1998年诸多大事的人一定会指出，这一年还有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和北京大学创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前者在文人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他们弄出无数的文章，演讲、书籍和讨论会，来纪念他们的前辈——那位率领1300名读书人“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和慷慨就义的“六君子”。后者则得到官方的鼎力支持。全世界几乎所有着名大学的校长都受到邀请，到北京来参加一个“校长论坛”。69家日本公司捐出2。7亿日元，在北京修建一个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而北京大学也的确渴望着永久性地保存过去百年的沧桑。未名湖畔矗立起一座崭新的建筑——一百周年纪念讲堂，华丽并且庄严，迎接党的高级领导人在这里主持百年庆典。当然最出名的是一座楼。它是1918年建成的，不在燕园，而是坐落在都市中心的沙滩大街北侧，以红砖砌成，所以被叫做“红楼”。它和后来那座声名远播的厦门“红楼”可完全不是一回事，那里是20世纪末期一群党的官员的声色场，而这里却是20世纪前期新知识和民主精神的摇篮。在1998年5月4日以前的那几个星期，这里总是聚集着很多人，大都是北大校友。昔日激情满怀，而今皓首苍颜，颤颤巍巍地站在当场，呆呆地望上一阵，然后照相。楼房还是“凹”字形，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没有改变，只是年久失修，已经破败。楼门嵌着一块黑色大理石牌子，上面刻着“红楼”二字，还刻着“北京大学旧址一部分”和“五四运动纪念地”。走进楼去，还是一个长长的楼道，还是一个接一个的门分列左右两边。70多岁的邓云乡还记得他是最后一批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中的一个，从那以后这楼房就成了教师宿舍。“百载中间，任教于北大文史哲三系的名师，指不胜屈，蔚为大观。”其中很多名人都在这里居住。现在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一红楼。邓云乡感叹一声，又想到红楼后面的大操场。“学生运动剧烈时，这是着名的民主广场。”他在心里这样想着，脚下不由自主绕过楼去，寻找记忆中的圣地，可是面前出现一堵长墙，挡住去路。人家告诉他，墙那边是文化部的地盘了，“过去的民主广场，盖了大楼了。”他折回来，不住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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