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此公已有很多绰号：“铁腕总理”、“朱老板”、“铁血宰相”，这些都算是客气的。《汉堡日报》的大字标题把他称做“DerBoss”，这在德文中的意思类似于北京话的“头儿”，叫西方人说出来，就有很亲切的意味，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无保留地赞扬朱的成就、思想和品格。如前所述，过去几年他所持有的经济主张，已经多次被人指责为“私有化潜行”，后来则更进一步把他叫做“经济沙皇”，或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是尝到过做“右派”的滋味的，所以心里明白，这样的用语意味着他在那些人的眼里已经成为政治上的敌人。有如60年代把刘少奇叫做“中国的赫鲁晓夫”、70年代把邓小平叫做“邓纳吉”。这使他不得不作出反应。“对于外界叫我’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也好，叫我’经济沙皇‘也好，叫我什么东西也好，我都不高兴！”他阴沉着脸对几百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说，这是那一天他唯一有些失态的时刻。不过，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这个人的阴云密布的面孔背后，有着他在政治局里的任何一个同事都没有的内容。他出身贫寒，又曾被当作“右派”，饱受欺凌。“底层”、“弱者”、“穷人”、“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这些对他来说可不仅仅是一些概念，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如今他已位极人臣，正可藐视官场中间那些平步青云的庸庸碌碌之辈，什么时候有机会，就可以让他们过不去。
这个春天，北京的情形有点奇怪。《交锋》的影响出人意料，这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气氛有关。本来中国人在经历“第三次思想解放”之后，已经到了十年来最活跃的时候，照理应该心情顺畅。可是《交锋》这本书一出来，就样样不顺。有时候它好像非但不能让那些诅咒改革进程的舆论收敛，就连它歌颂的“思想解放”也开始处处碰壁。它所遇到的困难可以部分地归咎于作者的天真。在他们看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已经离开政治舞台。新一代领导人彻底掌管了中南海，电视里天天高唱《走进新时代》。当此之时，把历史包袱里的东西点清楚，正可以轻装前进。他们把澄清历史当成了中国的新起点，却不料，这正犯了“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大忌。
关于《交锋》的消息越来越多，这些消息都是在人代会结束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一起涌到北京来的。按照《时代》周刊的说法，它“向中国的曾经强有力的极’左‘势力发起了全面反击”。按照“美国之音”、法国电台和英国电台当时说的，“此书有极大的政治背景”。还说，党的政治局里面也是人手一本。这些说法不尽符合实际、不过，当时北京报纸说它“震撼人心”，倒是有事实根据的。讨论《交锋》的人越来越多，有学者、记者、官员和学生。除了不公开的讨论会，还有公开的评论。介入此事的媒体很快超过了100家，要不是4月8日的一个消息，真要闹出点什么事情来了。那消息说：“停止对《交锋》一书的宣传。”大家都相信这是来自宣传部门的指示。这让今日中国出版社的编辑感到不安，黄隽青到处打听有没有“禁止发行”。还好，没有禁。第一次印刷的8。5万册，一个星期就卖完了，第二个星期印了8万册，又卖完了，出版社一边赶印第三次，一边提心吊胆，生怕上面真有什么话传过来，北京的大多数报刊全都置身事外，可是关于这本书的消息却更多了——都是从北京以外的地方来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韩国、新加坡，还有中国的香港、台湾和澳门，还有上海、南京、杭州、成都、深圳……连那些商业报纸、娱乐报纸和晚报也开始关心这本政治书籍。那些天，你在飞机上、火车上、宾馆里。随便打开一本杂志，就会看到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媒体的热情与官方希望淡化这件事的努力形成对照。有家晚报开始连载，因为书里提到省委书记，所以仅仅“连载”了一天，就接到指令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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