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大感意外，在年初今日中国出版社决定出版它的时候，从新华书店接到的预订印数还不到3万册呢。
书还没有出版，就开始在《中国改革报》上连载了。说它是一本政治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书中叙述了过去20年来思想解放的潮流和保守主义的羁绊此长彼消的过程，当然也露骨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爱憎，所以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中宣部一个官员看了报纸，把电话打到报社，询问是怎么回事。报社总编辑名叫王清宪，是个皮肤白净、外圆内方的年轻人，当即回答：“为了宣传邓小平理论。”那人就没再说别的。两个作者也没把这个插曲往心里放。对两人来说，写这本书本来就是挺偶然的一件事，根本不像后来许多评论里所说的，是“有组织的蓄谋”，也不像朱丽冰和其他很多人所猜测的，“该书带有重大官方背景”。
事情的经过其实挺简单：几个月前的一个早晨，马立诚想到中国的改革已经整整20年了，灵机一动便要写点东西出来。此人是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的编辑，常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撰写文章，消息灵通，头脑敏捷，思想大胆，文风犀利。这些素质在他那个圈子里的人身上并不少见，少见的是他对政治有一种经久不息的激情。当他在朋友中间绘声绘色讲述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故事时，总能造成一种既快乐又紧张的效果。这样一个人，要想描述中国政治，那就正是扬其所长。不过，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合作者，于是拿起电话，找到笔者——他的同事。笔者原本要去欧洲访问，就在出发去首都机场的时候把腰给扭了，寸步难行，只好取消旅行，回到床上躺着，正在百无聊赖时，听到马的计划，心想有件事打发时间也好，于是翻个身，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枕头上，趴在床上写起来。
一个月后，两人把书写成了，去找出版社，编辑说很有意思，可惜不敢出，于是又找第二家，第三家，直到第八家，遇到了今日中国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黄隽青和年轻编辑刘洪。后者说这样的书如果出不来，真是可惜了。就去找社长游说，社长同意他们的说法，不过希望把它作为《中国问题》丛书的一种，还说这是他们正在出版的一套系列。两个作者同意了，没想到这一来就把更多的人扯进一个危险的故事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问题》丛书的主编许明。许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助理，一个性格开朗、满怀理想和激情，还有几分天真烂漫的中年男人。他用一个通宵读完书稿，大叫“真是痛快”？这时候大家发现书名还没想好，于是聚在屋子里面，想啊想。想出一个，就在纸上写出一个。有个人说“冲突”，大家都摇头；有个人说“较量”，大家说，“好是好，可惜别人用过”。一共说了八个，直到有人说出一个“交锋”来，大家都说好，于是就这样确定了。
可是许明犹豫了，他说要把书稿拿去给刘吉过目。刘是《中国问题》丛书顾问，所以谁也不能拒绝这个提议，可是刘还拥有官方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有人担心“他会同意吗？”许明说，“试试看吧”。大家在忐忑不安中等了两天，刘吉就把清样退回来了，只说了两个字，“出吧”。
1998年春节前后的那两个星期，围着《交锋》转来转去的就是这些人，其中刘吉职务最高，再没有比他更大的官儿了。当时这些人——作者、编者、序作者、出版者、经销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手里拿着的那一摞清样，居然就成了“第一畅销书”。更不会想到，他们正在引发一场巨大的风波。那么多人把它说成一朵“鲜花”，又有那么多人把它说成一株“大毒草”。这些都是后话了。
朱镕基关心的不是什么“鲜花”和“毒草”，他在意的事情是经济。说到经济，在他成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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