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登台“拟职演讲”，接受选民质询。其中有个叫王聪的，一开口就承诺为大家办20件实事，结果当选了。在老百姓看来，谁给他们办好事他们就把权力给谁，在政治家看来，这不就是“竞选活动”么？要是倒退回去几年，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事件了，可现在，这一点也不稀奇，你如果有机会走出城市，走到乡下，随便走进哪一个村庄，就有可能看到那里在“竞选”呢，根据一部新的法律——《村民组织法》，全国500多万个村庄全都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了。这样一来，这个以“任命制”维系自己权力体系的国家，一下子冒出来数以百万计的竞选场面。
对于这些场面，当时有不少人忧心忡忡。他们说：“农民连文化都没有，哪里懂得民主选举？”这说法在当时特别流行，等到一个一个村庄像过节一样地把选票投完了，农民皆大欢喜，他们又开始担心老百姓选完了村干部，就要如法炮制地选举乡镇干部、县干部，甚至要求投票决定那些高级干部的升降去留。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后来的确出来一些征兆，说明任何一种旧制度一旦出现一条裂缝，就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的崩塌。当时胡绩伟就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学习十五大政治报告》，实则却是借题发挥。他批评毛泽东时代党的高层领导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培育民主制度，所奉行的不过是“家长制”，也就是上级可以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地对待下属。胡在80年代是人民日报社社长，也是延安时代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可是这个人现在不再跟随那一代老共产党人了。他的见解在一些人中引起共鸣。不过，至少有一个事实是他没有提到的：把党的全部历史联系起来看，在民主方面还是进步了许多。他要是30年前写这样的文章，必是非死即监的结果，可现在，他还好好地在煤渣胡同3号的家里过日子，有一套拥有六个房间的公寓，有一辆配备了司机的奥迪牌轿车。有时候还在心里升出几分得意洋洋的感觉，因为即使是那些痛恨他的人，也不能拿他怎样。
1998年新年前后。图书出版界的热衷于政治一发而不可收，“文人论政”也的确是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说老实话，那个春天北京的新闻界和出版界都够活跃的，而且全都热衷于出版政治色彩浓厚的书籍。一定是因为几个月来把“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话说得过火了，把人们的已经埋藏了很深很久的渴望重新燃烧起来。陈寅恪和顾准的故事摆在新华书店最显眼的地方，这两个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文人现在已被描述为人间楷模。《反思郭沫若》也是这一年出版的，给这位官方颂扬的文学、史学、考古学泰斗蒙上了反面角色的阴影。还有《自由主义的先声》，还有《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还有“三大右派着作”——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痛思录》、戴煌的《九死一生》，都是畅销书。想要说话的“右派”远不止这三个人，另外140个“右派分子”也都撰文回忆自己当年如何被摧残，汇编起来出版了，有厚厚三本，分别叫做《六月雪》、《荆棘路》和《原上草》。好在这些人所述说的都是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就好像从遥远的地狱里发出的呻吟，与今人没有关系，问题在于，出版界的指向越来越靠近今人了。叶永烈的新书《1978年》在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订出去几十万本，还有一本书叫做《解冻年代——三次思想解放备忘录》，也在到处流传，编者把最近20年所有论述思想解放的经典文章全都集中起来，作者有邓小平和江泽民，有万里、李鹏、李锐、于光远、厉有为、邢贲思，还有人民日报社的编辑马立诚。
马立诚和笔者写的《交锋》，也是在那时候出现的。它后来成了1998年销量最多的政治类书籍，正版和盗版加在一起超过20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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