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斯顿大学的学者于是回答：“这反映了大陆改革者的一种焦虑心情。”又有人提到100年前也即1895年的一段往事。它出自美国学者费正清所着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现代化的努力》：北洋水师于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李鸿章硬着头皮去下关求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作为胜利者颇为自得，对李鸿章道：
“十年前我就劝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动静和起色？”
“我国的事样样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的意愿去做。”李鸿章颓然说，“我的愿望很大，却没有实行的可能，自己深以为耻！”
普林斯顿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胡学华没有参加这次讨论，但他想和新总理谈心，就写了一封信给朱镕基，建议“中央政府开办六合彩”，说他专门研究过博彩业，发现“六合彩是所有博弈游戏里负面成分最小的，至少比烟草的负面作用要小许多”，却“可以安定社会，它让每一个购买六合彩的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充满梦想”，还可以“每年给政府带来五百亿至一千亿元的收入”。倘若真的如其所言，新总理就不用再向老百姓增发那1000亿元的国债了，也不用在五年以后担上一个“寅吃卯粮”的罪名。
但是胡学华要说的还不只是穷人的“梦想”和国家的“库银”，还感叹政府官员的普遍贫困：“我在一本关于您的传记上看到，您的月薪才两千元，连套像样的西装都买不到；”又劝告新总理，“政府是不能长时间以低于市场经济标准的价格向道德水平参差不齐的几千万公务员购买劳动的”，否则必然招致公务员中的平庸和腐败。他从电视上看到克林顿访问中国，感到美国总统的轻松之态是一种制度的轻松，“而您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也就是说，在中国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累积了太长时间，现在都堆在领导者个人的肩头。这正是’人治‘的悲哀处，朱总理，您个人承受的实在太多了！”
这话说得不错，可是他却没有提到官员们从“人治”当中所获得的好处，没有提到他们承受了很多不应该他们承受的东西，但也享受了很多不应该由他们享受的东西。“人治”的本质其实是“官治”，只要举出一件小事就可以明白，它所造成的“悲哀”，百姓肯定比官员更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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