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杨继绳这样描述过去几十年的官员队伍，“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能够证明这种“无力”的最为经典的一个情节发生在邓小平身上。23年以前，也即1975年，他在副总理任上整顿吏治，一方面尖锐地抨击政府臃肿的弊端并且宣布其精简方针，还说“整顿也是一次革命”，私下里却又流露出内心的为难。有一次他对一群官员说，谁要是能解决机构臃肿的问题就请谁来当副总理。后来的事态证明，那次的吏治整顿没有成功，现在轮到朱镕基来做这件事，这一段历史，经过文人的整理，成为报纸争相刊登的一条新闻：其中说，全国总人口和“吃皇粮”人数的比例：
汉代：8000∶1
唐代：3900∶1
明代：2900∶1
1949年：297∶1
1994年：29∶1
这一新闻有个大字标题：《三十个人养一个“吃皇粮”的》。可见咸丰所谓一县官吏“盈千累百”，与今日相比乃是“小巫”。
现在到了1998年岁末？这一年我们的国家真是险象环生，好在都过去了。长江特大洪水安然流过荆江、皖江，经下游进入东海。亚洲金融风暴的破坏力也开始减弱。尽管吴敬琏还在警告“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既得利益已成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不过，朱镕基在九个月前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毕竟兑现了。这让亚洲人都松了一口气，美国人和欧洲人也为之称道。
前述“万言书”的匿名作者之一终于站了出来，原来是《当代思潮》那位总编辑。他把一纸诉状递到法院，起诉《交锋》的两个作者和今日中国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争论一直在持续着，流亡美国的“不同政见者”们批评它给江泽民树碑立传，国内的一些人却在批评它对江泽民恶意攻击。那位总编辑属于后者，他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了一连串尖锐批评《交锋》的文章，眼见没有产生期待中的效果，于是转而诉诸法律，说《交锋》未经他的许可就摘录发表他的文章，是侵犯了他的着作权。
意识形态的争论发展成为一场法律诉讼，这是1998年年末一件有趣的事。11月26日，“万言书”与《交锋》之间的一场官司拉开了帷幕，地点在南三环路边铁匠营胡同的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原告发动了诉讼却没有出庭，只把被告、庭审法官、记者、一大堆旁听者和自己的代理律师留在法庭上。代理律师期望以法律手段来裁决意识形态的争端。可是法官却说，法庭只裁决是否侵犯着作权，不评判意识形态的是非。一个记者听了这话当场感叹：“时代真是不一样了！”
时代这么一变化，“万言书”的作者就有麻烦了。一审判决以法庭驳回总编辑的所有诉求而告终，还要他支付全部诉讼费用5510元。他不服判决，于是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又责备代理律师不力，满城寻找最精明的律师来取代之。律师被更换了，可惜还是没有用。上诉又被驳回，除了再交5510元诉讼费外一无所获。京城那些激进的改革者都说，这是划时代的事件，无论在中国法律史还是思想史上都开创了新的一页。境外的报纸也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的确发生了极大变化。只有“美国之音”摆出冷眼旁观的样子，请来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讨论《交锋》。有人说到书中一个章节在西方广为流传：1996年岁末的一个晚上，“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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