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危险正在降临头上。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极大困难。“今年外贸出口增幅要下降十几个百分点，使国民收入下降两个百分点；乡镇企业下降，使国民收入下降一个百分点。”他这样警告他们。可是这些官员根本不愿理解其中含义。他的话并不比江泽民说得更加严厉，可是他说话的方式和口气却又截然不同，语气尖刻，毫不留情，没有余地，这让官员们难以接受。当他指责那些地方官员是“把杭州做汴州”的时候，就让人觉得他本来不属于他们圈子里的人。
但是这位总理低估了这个圈子对于人的销蚀和同化的力量，他说新疆那边的棉花全都积压，要不了几年就会成为废品，而山东却在走私棉花。于是他跑到山东的官员中去，说他希望山东“大踏步地后退”，去购买新疆的棉花，“我给你补贴打折，你们可怜可怜我吧”。看到山东人不理他，又连连感叹“管不了啊”。他又要求湖南的一群官员不要在农民身上增加苛捐杂税，甚至用哀求的口吻说：“你们给我一点面子好不好。”举出这样一些小事就可以明白，他对面前这个庞大官员队伍的某些风气既愤怒又无奈。
这时候他已拿定主意，要拿国务院开刀。他把很多时间用在官员身上，希望他们不要阻碍他的新政。他把国务院的60多个部长一个一个找来，告诉他们，他打算把国务院的部门大大裁撤，还要减少300个部长和副部长、1900个司局长和副司局长，把国务院的3万工作人员减少17000人。部长们心中忐忑，问他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他说立刻就做。于是大家开始叫苦不迭，都说自己的部门如何重要，为国家所必需，不能撤销。只有一个胡启立此人在80年代是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个。对他的计划做出积极反应，同意撤销自己领导的电子工业部，还说自己早就打算辞去部长职务了。这让新总理感到失望。旁人处在这个时候，也许会悬崖勒马，不再提这件事。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整个国务院里人心惶惶，官员全都不知道将有一个怎样的明天，这和西方大公司宣布裁员以后雇员的心情没有什么两样。
在我们国家庞大的官员队伍中，拥有数以百计的省部级机构、数以千计的厅局级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县处级机构，集中了至少3000万官员或者拥有官员级别的人。他们大都是共产党员，依靠党的理论支撑自己的信仰，依靠国库税金维系自己的生活，依靠级别晋升成就人生之路。此外还有至少8300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成为那些“党员干部”的助手，包括39个“副省长”、171个“副市长”、181个“副局长”、6274个“副处长”和“副县长”。官场上冗员为患，不独是90年代之弊，甚至也不仅仅是共产党领导这几十年的问题。它是中国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造就的历史。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他的西汉王朝时，其子民约有6000万，官员集团不过由7500人组成；公元14世纪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全国人口与西汉大致相当，官员却增至17200人。公元1644年清朝初期，官员数量为刘邦时代的3.6倍，而其治下人口却只及西汉人口四成。又经200年后，也即19世纪，一县官吏已增至三四百到两三千人之间。1851年咸丰皇帝登基，听说此事惊讶不已，提笔质问臣下：“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然后到了20世纪，孙中山颠覆皇权以及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最终建立共和制度。我们国家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官员的膨胀却一如既往。历届政府都曾尝试精简之策，其中70年代一次，80年代两次，90年代也有过一次了，可是精简之后膨胀更甚。“膨胀-精简-再膨胀，形成一种螺旋式扩张。”新华社记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