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税制本身的不足。国家财政采用厘定税收种类，而后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制度。中央政府承担着军事、外交的全部费用，以及教育、公共设施、辅助贫困和拯救灾难的大部费用，所以极力将税金中的大部分抽归己用，所余部分已无法满足地方政府的基本需要。于是上级政府便以种种变相方式，将自己必须支付的行政费用转移到下级，官员们也有意无意地把本应由自己支付的生活费用改由公家支付。这样一级一级向下转移，最后必将摊派到百姓头上。
从一个廉洁政府的立场上讲，官员的贪污受贿和仗权徇私，都是不能容忍的行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官员们如果只能保持一个中等偏下的生活水平，甚或只能维持家人的温饱，这个政府又如何能够强大和有吸引力？官员集团又如何才能招揽最优秀的人才进来？这问题在我们国家由来已久，所以自古就有所谓“高薪养廉”一说，也有中央政府纵容地方官员搜刮民财的无数先例可鉴（明代有一本书叫做《虞谐志》，里面就开列出当时流行的公差杂费十几种，其中包括索路费、索纸包、酒钱、饭钱、买差钱、雇役钱、门子掣签钱、吏房销名钱、粮食嵌数钱、数书还库钱、经催常列钱、府厅解比钱，内衙公费钱，等等）。正是基于这个潜在逻辑，上级官员坐视下级搜刮民脂民膏甚至鱼肉乡里，不加干预，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还有一些官员则会转而寻找另外的途径维系政府支出，这包括出卖农民的土地和开采当地资源。前者在沿海商业发达地区广泛存在，以致过去的十年中，全国耕地减少数千万亩。后一种办法则主要是发生在西部经济贫困但资源丰饶的地方。比如陕西北部一个27万人口的靖边县，在周围竖起1167口油井，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禁止非法钻井，始终不能制止。因为当地政府正是仰仗出卖石油维持全县11000多官吏的工资的。“像我们这些地方，能把工资保住就是好县长，”县委书记杨树业说。又说按照已发现的石油储藏，“开采三五十年不存在问题”。至于那些土地贫瘠又没有地下宝藏的地方，官员薪俸常常累月积年不能足额发出。几乎所有政府都在抱怨“财政不堪重负”，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则证明这不是无病呻吟：过去18年里行政管理费开支增加了至少15倍。凭借税收仅仅能够支付一半，另外的一半则须依靠前述各种办法设立苛捐杂费，甚至巧取豪夺，有如滩营乡的长兴酒家和靖边县到处林立的油井。
此种制度行之渐久，难免地方官员把法内之税视为儿戏，而将更多的热情投向法外赋役，甚至不惜一只手给企业减免税收，另一只手又向企业乱收费。根据报纸上公开的报道，每天向百姓收费的官员除了来自税务部门，还来自工商、公安、劳动、城建、计生、土地、技术监督、交通、环卫、环保、卫生防疫、民政、教育、文化、航运、边贸、商检、卫检、动物检、房产、矿产、林业、烟草、物价、水利、民政、乡企局、公路段、乡镇政府、村民委、居民委、村民小组和居民小组。“我实在想不起来还有哪些单位与收费没有关系。”张双武后来这样感叹。
我们举出几个细节，就可以明白，官员们在敛钱的时候的确把他们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当日防城港市向餐馆征收所谓文化管理费，以卡拉OK歌曲检验为理由，每首两元。又比如你要乘坐出租汽车，也须准备好为司机分担无数难以想象的成本。一个南京街头的出租汽车司机，营运之前须先缴纳11种费，共计162629元，此后每月仍须再缴16种费用、司机起早贪黑，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时间12个小时，其中至少有两个小时就是为了这些“费”干的。同时还须随身携带26个证照，以备各方官员查验时证明自己已足额缴纳了所有费用！又比如建设部的一位官员列举当年城市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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