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当十月革命宣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时候，列宁在始终警惕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同时，又敏锐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隐蔽的“和平”的另一条战线的斗争。
1920年 3月29日，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极复杂的任务：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场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改变了战线和形式。协约国现在是用贸易、用粮食投机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粮食投机成为国际性的。……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是有戒备的！我们说：我们打过仗，我们胜利过，所以我们继续要把曾经帮助我们获得胜利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基本口号。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口号，并把它用到劳动战线去，这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精神和统一意志。”［11］（P126－127）列宁这段话的意义，不仅在于指明了存在着西方帝国主义妄图“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的危险，而且在于极富创见地提出了抵制和战胜这种“和平演变”的基本方针。西方敌对势力深深懂得，如果没有苏联内部的演变，如果苏联领导人不放弃这种原则的立场，这种和平瓦解的谋略还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们极力助成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使之成为实现其和平演变战略的内应力量。现在，他们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身上看到了这种希望。
1991年11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围绕着“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这个主题发表演讲，提出“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她特别强调这主要不是指的军事威胁，而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为此，他们利用种种手段，包括诱导苏联犯错误，但这一切并没有奏效。她说：“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团对此人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随后，他们又推出叶利钦当选俄罗斯领导人，随即他们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撒切尔夫人说：“有人发问：俄罗斯独立于谁？整个苏联当时不都是围绕俄罗斯为中心的吗？苏联的解体真正开始了”。这是一个绝好的供状。正是按照西方的谋划和意图，通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一些叛徒窃据了苏联领导权，把苏联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所以，撒切尔夫人通过同戈尔巴乔夫会面摸底之后，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后来这位铁娘子无不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而每次都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首先满足西方的利益。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对同美国总统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的会见，就供认不讳地说：这次会见，“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这种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丑恶表演，深刻告诉我们：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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