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26;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列宁山专门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而此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来不为自己新建住宅。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为家人建造豪华住宅和别墅，对精美的家具、最高级的设备和用具、进口的原料装修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和天才，对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台。这就是一个总书记的兴趣和追求！
当然，这不过只是冰山一角。但这种贪婪和腐朽，势必反过来影响政治，毒害党和国家。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利用社会主义的旗号，以各种崇高的名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以夺取权力为中心，层层形成既得利益的保护圈；他们需要僵化的体制来谋取私利，不思进取，拒绝改革，或者利用改革的名义，维护和强化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他们就会厚颜无耻地、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自己一贯高喊的理想、信念和原则，公开举起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叛旗帜。这种权力腐败，使苏共名誉扫地，失去了执政的群众基础。据苏联解体前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苏共是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而认为苏共是代表全民的则只占7％！这再一次证明了“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据俄《消息报》披露；到1996年，叶利钦周围的75％，政府中的74.3％，社会精英中的82.3％都是苏联的干部。
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联的覆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自我政变，是适应了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集团的需要。这正如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所痛心指出的：“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利益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9］（P353）
预见之四：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被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多次引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说：“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现在存在着一种获得胜利的高尚战略。”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7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他们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的身上。当50年代杜勒斯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时，毛泽东就首先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我们要提高对西方国家将采用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10］（P2－3）此后毛泽东还多次讲到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他反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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