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民意测验机构为了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对苏联进行过多次民意测验，结果高达80％的人都赞成坚持社会主义，这二者的数据几乎是相同的。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悍然不顾人民的意愿，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强行解散苏联。上述可见，正是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指导路线，最终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预见之三：毛泽东十分警惕国家政权由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危险，把苏联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形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7］（P134）他之所以把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作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在所有制和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变与不变的问题。这就是说，所有制性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还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而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问题，却不能不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二是也存在着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的逆向发展的可能。而这二者都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产生影响。所以，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突出出来了，其核心思想是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确保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有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变质。这里虽然是就企业的性质提出问题，而实际上是在思考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被演变的大问题。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和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时，他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他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很显然，毛泽东是把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形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预见，被苏联最终解体的历史悲剧所证实。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续”。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以至布尔什维克党内，官僚主义还是逐渐地滋生并蔓延开来。这种情况，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指出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并警告全党：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对党产生不满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他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8］（P552）
为此，列宁以极大的精力同官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但自赫鲁晓夫起，在政治上搞非斯大林化的同时，在组织上也开始背离列宁的建党原则，在党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经过勃列日涅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使这个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控制了党政各级领导机关，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变成谋取私利和压迫人民的职能。他们不但享受种种堂而皇之的特权待遇，而且还在改革的名义下大量侵吞国有资产，放肆腐败。
以戈尔巴乔夫为例，据曾经担任他的助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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