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3］（P91）这样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有说服力的。这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赫鲁晓夫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他对此表示了深刻的忧虑。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被否定，就会直接危害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深邃的历史预见性。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自觉的改制。他认定，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垄断，是“极权的”、“专横的”、“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告别过去”，“形象地说，应该炸毁一切”，这就是要“根本改造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就是说，他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他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即按照西方模式重新创立所谓新的社会制度。
　　这位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也因此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并将它推向了极端，把否定社会主义历史作为实现改制的前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带头鼓吹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革命领袖，无一不被诬蔑攻击，全盘否定。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公开性的蛊惑下，反革命舆论开足马力，他们以否定斯大林为起点，进而把矛头直指列宁和十月革命，竟然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许多人想牺牲斯大林来拯救列宁，这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原则。”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阴谋”，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式的专制独裁制度”，否定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制造了所谓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苏联不如沙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说，甚嚣尘上。
　　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负责苏共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在苏联解体后公开招认，他们否定革命，否定革命历史，就使得“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缓慢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这里所谓的“改良之路”，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这种情景，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的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描述：从1987年秋天开始，在苏联的报刊上出现了一股愈演愈烈的歪曲和否定苏联历史的浪潮，“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4］（P137）
历史被糟蹋到如此地步，现实的社会制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依据。这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的革命历史的恶浪，导致人心涣散，信念破碎，最终使雄居世界的第二强国、为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主义苏联毁于一旦。“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一历史定律，不幸又一次在我们的北方邻国得到应验。

　　预见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