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者问他：你父辈分田单干，到了你这一辈却承包土地当老板，你不是革你父辈的命吗？严德友诙谐地答道：“我这不是当老板，是当佃户啊！村民把自己的地租给我种，我不是佃户是什么嘛。”
公务员的“前世今生”
文/杨敏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侯建良，正式进入原劳动人事部研究所工作，这一年，他37岁。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贵州仁怀农村，一个叫周山荣的男孩刚满1岁。
此后20多年，这两位看似互不相干的陌生人，各自推演自己的人生轨迹。侯建良在劳动人事部门工作20余年，走上了人事部副部长岗位；而执著坚定的周山荣一直在为跳出“农门”打拼，2003年他幸运地成为贵州省第一个考上公务员的农民。
侯建良亲眼见证了中国公务员制度从酝酿、发展到立法定型的过程，他或许不知道，正是他从事、参与的工作，让一个又一个“周山荣”分享到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
镀金岁月
孩提时代，周山荣就隐约意识到，当国家干部是无比光荣的事情。
一方面，曾经做过民办教师，但是苦于没有落实“政策”的父亲，经常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对“吃皇粮”无比羡慕。另一方面，家族里一位走出“农门”的远亲从部队退役后，安置在酒厂担任管理工作。在周山荣幼小的记忆里，这个叔叔“每次回到老家都像得胜归来的将军一样，被人们簇拥着”。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时间内，“国家干部”一直是老百姓羡慕的身份称呼。那段时间，凡是由国家财政支付工资，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被统称为干部。
那么，干部又从哪来？
中国人民大学孙柏瑛教授告诉记者，当时没有招聘的概念，叫国家“吸纳”，吸纳渠道强调人的政治身份，因此，在国家体系中，军人、工人比例较大。
即使是在工人被尊称为“老大哥”的年代，与干部仍不可同日而语，在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因此，“干部指标”极为“紧俏”，“以工代干”、“转干”，也成为有一定家庭背景的青年进入干部序列的新通道。
而工人中真正靠自身本事跻身干部序列的，是那些技术革新能手。孙柏瑛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尊奉‘技术治国’，技术人员做了一两个成功项目之后，就流动到了综合管理岗位，进入行政上升体系。”最具代表性的是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全国劳模马学礼，这位60年代家喻户晓的“刀具大王”，最终走上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副书记、湖北省委常委等重要岗位。
这期间，知识分子则很难进入国家干部系列。“1977年和1978年，从中央到地方有3600多万国家干部，100个干部中只有不到5个是中专以上文凭，其他基本上只是接受过干部工农速成班、脱盲班等教育。”孙柏瑛坦言当时干部队伍的知识水平很低。
1978年，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弊端日益凸显：“一是‘国家干部 ’这个概念过于笼统，缺乏科学分类；二是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人与管事相脱节；三是管理方式陈旧单一……”一份党的文件如此总结。
改革已如离弦之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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