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的1978年底，迫于饥饿，严宏昌等人在一份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契约上按了鲜红的手印，将土地分到户，实行“ 大包干”。这些人当然想不到，这一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农村都将产生出人意料的影响。不过，对于此事的风险，他们当时就有清醒的意识。在契约中，他们写道，“如果坐牢杀头，其他农户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到18岁 ”，一种悲壮之情跃然纸上。

　　在中国政治格局中，严宏昌这样的人物，并不具有独立影响大势的力量，他们只是“揭开了盖子”，事情的成功还要依仗后来者的推波助澜。1978年，迈出第一步之后，他们只能在悲壮、担心中等待事情一步步地演进。这期间，对于“大包干”，决策层由开始的“不准”、“不许”走到“不要”，最终“有条件的允许”。

　　1982年，这一农民自发选择的农村经济模式终于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在全国普遍推广。随之而来的是人民公社瓦解，社员时代结束，土地等生产资料重归个人。这是一个农村成长的回环，也是国家成长的历程。

　　不过，社员终结之后，新称谓的内涵却并不清晰。此时农民已不再是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时期的农民了，因为土地还属集体所有。为加以区别，《人民日报》曾在文章中称其为“相对独立商品生产者”。这似乎是一个符合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称呼，也在部分官方文件中运用。

　　称呼什么其实不再那么紧要了。严宏昌等人已经成了英雄，不会再去刻意铭记契约上“如果村干部坐牢杀头”的话，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年初国家颁布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在此后被称为“一号文件”的特殊发文方式，还将连续4 年惠顾农民。

　　历史学家将1979-1984年视作改革的第一阶段，社会学家也认同这个划分，不过他们还加上了一个定语：1949年之后，农民的又一黄金阶段。

　　在那几年，严宏昌所在的小岗村似乎再次苏醒过来。一个典型的细节是，如果你问起种粮什么时候最赚钱，老人们都会说是上世纪80年代，村里瓦房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盖的。

　　严德双

　　严宏昌等人的幸福日子没能持续多久。1987年，随着粮价一路下跌，小岗村开始走下坡路。在此前后，他们也未能抓住80年代乡镇企业的浪潮。尽管，严宏昌曾尝试过ABS刹车器厂、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等，却最终未能如吴仁宝般将华西村打造成新时期的典型。

　　严宏昌这一代人，在熟悉的村落之内，艰难寻找着工业文明入口。严德双等另外一代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

　　1995年，小岗村当年18户农民之一严金昌的儿子严德双离开家乡时，尚不满20岁。未来究竟是在沿海的工厂里，还是在不可知的别处？他还顾不得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当时他认定自己的未来不在农村。

　　“出去打工的第一个原因是想闯一下，当时家里不富裕，不能靠农作物，稻谷便宜时候才1毛多钱一斤。”多年后，严德双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道。他离开的时候，家里还是几间破草房。

　　在整个90年代，背负类似希望与梦想走出农村的不只是严德双，也不仅出现在小岗村。在严德双离开家乡6年前，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目标的第一次“打工潮”已经出现；3年前，4000万农民进城务工，形成第二次“打工潮”。此后，还有第三次、第四次。40余年前的集体化运动，是土地离开农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