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已经51岁的侯永禄仍清楚记得，30年前加入农业社时，自己交了什么东西：27亩地、一头牛、一头驴、207斤种子以及631斤饲料（一个十足的地主）。很难辨别精确到个位的记忆是依附于入社时的热烈场景，还是源于农民精打细算的本性，抑或他已然认识到这一举动背后的深意。

　　对于侯永禄而言，这不仅仅是27亩地、一头牛等生产资料的转移，更是一次称谓、身份的转变。在此之后，“侯永禄们”将有一个新身份与称谓——社员；而在此之前的1949-1956年，他们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

　　这些自耕农的出现，大多得益于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在那场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中，全国3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也就5亿多。大批自耕农在1951年涌现，成为农村主流群体，其数量之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因为历史上很少有如此大规模、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

　　对此，美国学者黄树明称：“1949年以后，人与土地之间的冲突需要重新定义……一夕之间，守旧的农民被带入了勇敢的新世界。”现在，新世界一词常有被滥用之嫌，但1949-1956年间的中国农村，却还原了这个词本来的庄严面目。作为中农，侯永禄属于被团结的对象，没有分地分田的份儿，却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多年后，中国青年报社将侯永禄的日记整理出版，在这本名为《农民日记》的书中，侯永禄写道：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在侯永禄加入高级社的1956年，几乎所有农民都被卷入到一场集体化的洪流中。是年3月，全国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4.9%；6月增长到63.2%；12月又增加了二十多个点，达到87.8%。这是堪比前苏联1936年“农业集体化”大转变的一年。

　　等到1958年，在接下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随着“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侯永禄们”彻底转变为了人民公社社员。也正是在这一年，山西大寨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侯永禄们”学习的标杆。

　　社员，这是一个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称呼，英文简称叫commune member，也是一个中国创造的英语词汇，持异见者戏称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个称谓伴随中国农民从1956年走到1982年，整整26年。

小岗村十八户农民

　　1982年，行走在自家责任田边，侯永禄的思绪不仅落在土地改革，还有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是一幅渐次展开的历史长卷，让侯永禄感到不可思议也无从解读。在当晚的日记中，侯永禄只能感叹道：从分到田地、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再到责任田，走过了一条多么长的道路啊！

　　此言与“历史总是呈螺旋状向前发展”的论断似有相通之处，还带有一丝对自我身份和命运的迷茫与惆怅。从此，“侯永禄们”的社员时代戛然而止。社员这个一度非常光荣的称呼将不会再被人叫起，农民的称呼又得以恢复。

　　在这个转换的关口，侯永禄有此感悟，部分出自其农村有知识的农民自省，部分得益于其旁观者的角色。对于侯永禄而言，这场变革是国家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无需自己去推动。但对于严宏昌等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而言，这场变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