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她哭泣的是自己的际遇，也是41年的集体身份。从此，她将从单位人变成“市场人”，告别福利房、铁打不变的退休金等等。
1994年以后，侯丽君有了一个新称呼：下岗工人。这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新群体。最初，还不叫“下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职”，有的地方叫“厂内待业”，有的叫“放长假”、“两不找”，等等。1997年，在“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的国企改革浪潮中，下岗工人数不断增加。仅1997年，中国累积下岗人数就激增到1152万人。
侯丽君仍记得，吃散伙饭时，有人问领导，这究竟是为什么？
“其实谁也没有错，谁也没有不认真的时候，但是活儿越来越少，养不活这么多人。”多年后，侯丽君终于想明白了，这是国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阵痛，也是一大批国企浴火重生前的涅槃。
这个转轨与阵痛从1978年就开始了。鉴于国企体制与机制的种种弊端，当时中央提出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让国企自负盈亏、自主经营。1986年8月3日，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在沈阳出现。宣布破产的第二天，在这家名为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厂门边，挂了一对小花圈。没有挽联，没有落款，触目惊心。
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一场被称之为国企产权置换和职工身份置换的“双置换”改革大幕陡然拉开。仿佛一夜间，或买断工龄，或重签用工合同，有着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身份的职工，从“企业人”变成了“市场人”，从终身制劳动关系变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劳动关系。
为了消减改革带来的阵痛，与“双置换”配套的“三条保障线”和再就业工程迅速启动，一大批“双置换”中下岗的工人进入了“再就业中心”。
随着身份的置换，产业工人群体开始了新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则折射出社会的进步、人的进步，乃至一个阶层的进步。
无疑，“侯丽君们”在这种变革与进步中，历经了巨大的阵痛，此后，一个以蓝领精英为主的产业工人阶层正在拔节成长。
蓝领精英
下岗工人是在2008年消失的，上海是第一座城市。
在此前一年，一个关于上海的调查数据在全国流传：据调查，只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复议者、质疑者各占一半，其中，质疑者深究的问题之一是这个数据出处。
后来真有一家媒体对这个数据的“身世”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调查，称这个数据是媒体引述国发中心专家林泽炎的一次会议发言。林泽炎援引的是2005年《职业》杂志文章的数据。而这篇文章的数据出自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该记者跑到这个中心一问才知道，2005年5月，这个中心做了次“上海市中小学生成长质量公益调查”，对上海学生家长进行调查。在回答“今后希望孩子做什么”时，仅有1.1%的家长希望孩子成为工人。
一则样本范围仅限上海的调查，在它刚出笼时，波澜不惊。数年后经媒体偶然发掘，却在几天内被放大，形成社会热点，颇具深意。如果再联系“下岗工人”的消失仅仅是在提法上用失业代替下岗，就不难理解，产业工人群体的演变已呈现出变革前的焦灼。
等到2008年，这种焦灼终于得到了政府的回应。是年3月，新华社一位记者在观察全国“两会”时，发现代表中一线工人所占比例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很多都是产业工人中的高技能人才。就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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