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90年代后涌入工厂的农民得到的是一连串饱含歧视的称呼，而“李守成们”拥有的却是一个带有“鲜亮光环”的新称呼——工人老大哥。
这个称呼究竟从何时叫起，又源起何处，已经无从得知。现在，所能了解的信息是：1950年代初期，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向苏联学习，称其为“苏联老大哥”，而同时，工人阶级也被称为“工人老大哥”。这则信息的暗含之意，在指明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领导阶级之外，似乎也将这个国家经济复兴的依仗与梦想寄托于此。
这种寄托不无道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产业工人都是中国经济复苏与建设的主力军。
多年后，新中国第一任沈阳市委书记、市长黄欧东，是这样回忆李守成第一眼看到的沈阳：一座残破、贫困、饥荒的城市。由于长年的战争，这种情况在全国并不鲜见。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李守成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怎样去改造这一颓败的城市”。
社会初定后，“以厂为家”的理念成为产业工人共同的认知。如今，这句话也许不那么具有感染力，但在80年代之前，中国工人的确是如此想，也是如此做的。李守成和当时绝大多数工人一样，把铺盖卷搬到厂里，吃住都在厂里，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那时报酬很低，更谈不上奖金，但涌现出了许多英模。这包括铁人王进喜、先进生产者赵梦桃、不断刷新生产记录的马恒星。
等到国民经济恢复后，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又被提上日程，“一五”、“二五”、“三线建设”等次第展开。这其中产业工人继续担当着重要角色，他们将自己的青春裹在蓝色工作服里，献给了国家。
与他们的付出相对应，他们在社会地位、经济待遇上获得了更高的回报。“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是工人待遇形象的概括。1952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李守成所在的沈阳投资1200万元，开始工人村住宅建设。同时，一线技术工人的工资，往往比工厂领导还高。李守成回忆道，60年代，其月工资是80元出头，而他们厂长每月工资也就60元钱。
福利房、铁饭碗、铁打不变的退休金，令人羡慕的“老大哥”地位与形象在六七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
“七八十年代，有谁家孩子能进工厂，对全家来说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贾樟柯在《中国工人访谈录》中回忆道，高中时，他很多同学都退学进了工厂，“在有灯光篮球场的柴油机厂上班，是让无数同学羡慕的事”。
在书中，贾樟柯不厌其烦地描述着，工人这个身份背后的东西——那意味着每月稳定的工资，意味着暑期的时候会发茶叶、白糖；冬天的时候会有煤火费。也意味着家里人可以去工厂的浴室洗澡，每个月还发若干双手套和几条香皂。
这不只是物质好处，更是一个群体的内心骄傲。
“市场人”
侯丽君是贾樟柯访谈的对象之一，在她的人生中，与这种骄傲共同铭记的，还有此后的变革。
变革往往伴随着阵痛，一个社会如此，一个阶层和个体也概莫能外。
1958年，5岁的侯丽君随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来到成都成发集团。她前半生与这家工厂紧密交织在一起：厂幼儿园、厂子弟小学、厂子弟中学，然后进厂。这是身份的力量。
1994年，不惑之年的侯丽君被工厂“减员增效”裁减下来。2008年，侯丽君仍清楚记得被裁后，她回家哭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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