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万元，而此时造纸厂已连续3年亏损。
第一年承包期满，马胜利完成140万的利润，“马承包”闻名全国。1987年，马胜利宣布将在20个省市陆续承包100家造纸厂，打造“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
1988年4月，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揭晓。20位厂长经理第一次被称为“企业家”，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因为承包制而出名，马胜利无疑是最夺目的一位。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中央领导问他：“包字是不是那么灵？”马胜利的回答是：“包和不包大不一样，包了就是有效果。”
然而仅过了一个月，浙江就传来了他承包的浦江造纸厂“失利”的消息。随后的几个月，全国各地由马胜利承包的造纸厂陆续陷入困境，“一包就灵”开始不灵了。
在1983年就开始承包万向节厂的鲁冠球，显然看到了承包制的局限性。在1988年10月8日举行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上，鲁冠球发言说：“承包应该是全权承包，应该将自主权充分地交给企业，如果没有人事权、投资权，企业就无法到市场上去竞争。”而在当时，政府是国营企业的主管和产权所有者，企业家不可能拥有对企业的人事权和投资权。
此时的鲁冠球，开始思考他所经营的万向节厂与所在的宁围乡政府的关系——宁围乡政府拥有对万向节厂的所有权。 1988年，他将万向节厂的净资产评估为1500万，然后提出将其中的750万归乡政府，其余一半归厂集体所有。这次产权界定充满玄机，鲁冠球并没有为自己争取个人股份，他绕开了最敏感的地带，却获得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同时也没有丧失“乡镇企业”的性质。
柳传志的聪明事
进入90年代，企业改革开始涉足“深水区”，各种国企改革药方开出一剂又一剂，却仍不见死活。《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为此写道：“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对国营企业开了无数药方，每用一剂，大家便道‘活了’。到现在已‘活了’不知多少次了，定下心来再看，却发现仍是‘不活’。”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1993年“国营企业”永远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国有企业”。一字之差意味着政策的重大转变。同年11月，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企改革的新方向。由此开始，董事长、监事长、总裁等新称谓，成为耳熟能详的词。
就在此时，1984年诞生的那批企业，陆续意识到产权问题对于企业的致命影响。所不同的是，一些先知先觉者趁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尚未落下时，就把它移走了；其余的企业家则目睹了此剑对企业的致命一击。
1994年，对于联想公司来说是个分水岭。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的联想，成长乏力，前途莫测，柳传志却顺利地实现了公司股权清晰化，为联想日后的快速发展扫清了障碍。后来，柳传志说，“今天看来，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聪明的事。因为当时大家分的是一张空饼，谁也不会计较；如果在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张真实的饼，再来讨论方案就会困难100倍。”
同样进入第十个年头的科龙和健力宝，因为产权改革而形成的政商博弈，陷入了巨大的危机漩涡之中。从1994年开始，潘宁一直试图说服政府把股份释放给管理层。但在1998年，潘宁突然辞去总裁职务，意味着容桂镇政府对他的产权改革思路的坚决否定，企业也最终在多方利益群体的绞杀中奄奄一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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