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但经营活动却由某些“能人”掌控。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乡镇企业的雏形，他们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股重要力量。1984年，邓小平“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讲话，为这一庞大群体做了最好的评价。
当时间推进到1978年，这年2月，在工商联机关扫了好几年厕所的荣毅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随后筹办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第一红色资本家重新走到前台，意味着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即将拉开帷幕。
这一年，鲁冠球的社队企业已经步入了第十个年头，俨然成为一家拥有400多人，年产值300余万元的大厂。早在7年前，鲁冠球就开始在工厂实施计件工资等弹性收入分配制度。
但是，与鲁冠球的社队企业不同，大部分的国营企业还在“铁饭碗”中徘徊。
在国营企业改革推进乏力，而社队企业开始形成一股强劲的经济力量时，对前者的保护和对后者的遏制成了中央一种本能的政策反应。1979年7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规定》，明确指出社队企业不得与先进的大工业争原料和动力，不得破坏国家资源。
已经将企业更名为萧山万向节厂的鲁冠球明显感到了压力，一些原先签订的订货合同纷纷被中止，原因是“上级规定，不能进乡镇企业的产品”。比社队企业地位更卑微的私营企业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查处，温州的“八大王”甚至被举国通缉，原因在今天看来有些可笑：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
“马承包”的喜与悲
国营企业的“铁饭碗”会沉入河底，过不了河。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步鑫生显然明白这个道理，从1980年当上厂长后，他开始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一些不太勤快的工人被他克扣工资，甚至还开除了两个人。由于这些举措，工厂效益出现好转。
步鑫生的及时出现，让尴尬的国营企业改革找到了一缕曙光。
在1983年全国学习步鑫生的热潮中，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等放权措施成为改革主旋律。然而到了1985年，海盐衬衫总厂就陷入困境，身为厂长的步鑫生束手无策，1988年，步鑫生被免去厂长职务。
与此同时，迎来了被称为“现代公司元年”的1984年。这一年里，张瑞敏出任青岛电冰箱厂厂长，这家国营工厂正是海尔的前身；柳传志在中关村成立了一家名为联想的企业；李经纬将三水县酒厂改名为健力宝饮料厂，并紧张有序地筹划把健力宝送到洛杉矶奥运会上；潘宁出任珠江冰箱厂厂长，这便是后来统治中国家电业十余年的科龙集团的前身。
这批1984年诞生的企业，在后来的一二十年中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有的企业在光芒闪耀后便黯然褪色；有的则把驰骋一时转变成持久，它们的当家人日后更是成为企业家群体的泰山北斗。
造成差异的症结，在于产权归属是否得到解决，但在当时，国营企业改革还远没有意识到产权问题的重要性，仍在经营机制上寻求突破。“一放就活”被证明失效后，步履艰难的国营企业改革太需要一剂新的药方。
马胜利的出现，无疑弥补了这个需求，他开出的药方是“一包就灵”。
1984年3月28日，业务科长出身的马胜利在石家庄造纸厂门口贴出大字报，提出由他来承包造纸厂，保证年底上缴利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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