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厂长”，到上世纪80年代企业改革中的“经理”，再到90年代的“董事长、总裁”，一直到今天的“CEO”，对中国企业家的称呼，一变再变。而在这种称谓变化的背后，则是企业制度的变革。
1950年年初，同仁堂的经理乐松生开始忐忑不安，他对新生政权有一种本能的畏惧，他听说工人们叫嚷着应该像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发给当家做主的工人。尽管在上一年的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纲领》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乐松生还是跑到了天津，观望北京的进一步动向。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私营经济的举措，这让乐松生的心里踏实许多。但乐松生不会想到，他所经历的仅仅是个开端。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规模展开，他的同仁堂终将收归国有。他当然更加不会想到，共和国的企业政策在随后的60年里跌宕起伏，书写出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企业家生态变迁史。
国营企业夹缝中的鲁冠球
随着土改工作接近尾声，政府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上来，而北京成为第一个试点城市。1953年，北京市地方工业局找到了乐松生，提出要公私合营，乐松生的心情再一次紧张起来。
但乐松生很快意识到这是大势所趋，于是决定带头申请公私合营。1954年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乐松生在协议书上郑重签字。1956年1月15日，乐松生登上天安门城楼，代表北京工商界向毛主席献上北京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喜报。
显然，远在上海的荣毅仁听到了北京传来的消息。于是，他代表上海工商界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
此后，乐松生和荣毅仁先后当选为北京市和上海市副市长，一时人称“北乐南荣”，而他们的企业家身份就此终结。事实上，随着1956年公私合营的完成，“企业家”在中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身兼多重经济社会与政治职能的“厂长”。
从此，国营企业成为中国工业企业最主要的制度形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兼容并包”，向国人展现出“慈父般”的关爱。到1959年，全国工厂新招职工达2000万人之多。然而，60年代初，中央关于精简职工的一纸通知，一位名叫鲁冠球的年轻人不幸被浙江省萧山县铁业社遣送回农村，结束了3年的锻工生涯。
但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次精简，成就了鲁冠球这位著名的农民企业家。
回到农村的鲁冠球，开了个铁匠铺，为村民打起了铁锹、镰刀。1969年，鲁冠球接管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从此，他的命运就与这家公社企业紧紧连在一起。
当时，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只是中国数以万计的社队企业之一，这些企业从来没有被国家的正式文件所承认，却一直顽强地存活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多年后，鲁冠球一再声称“办企业是被逼上梁山的”。“社队企业不是国家正式制度安排，它是用合理性代替合法性。”接受《决策》采访时，对我国阶层结构颇有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说。
这些企业在资产关系上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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