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国知识分子。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似乎难以找到归属感，他们不知道自己位置究竟在哪里？他们热情可以在何处释放？一切都在等待中。
1956年1月14日，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工作郑重地提了出来。
大会上，周恩来的话语通过麦克风，响彻礼堂，“对于我国知识分子状况，党中央已经做出了正确估计和判断，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总理的一句话让全国知识分子清醒认识了自己的正确方位。
会议召开不久，一部云集了全国600多名科学家制定的《1956—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在1956年 8月登台亮相，为摩拳擦掌的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他们只需前行，无需等待。在这样一个年代，知识分子被赋予了“国家使命”的光环，他们的价值取向只有一个，就是报效祖国。
北京大学知名学者张颐武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50年代的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心理，和这个社会一起承担苦难才能在未来分享荣耀。一百多年的贫弱落后、饱受欺凌、深重的民族悲情意识与新中国“站起来”的自豪感纠结在一起。于是，大多数此间的知识分子坚信“强国”的意义。
在这样强大的责任感面前，新中国知识分子迸发出了惊人的成果，也让我们体会了无法释怀的感动。
1960年6月10日，也就是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仅仅17天，在钱学森的领导下，用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用国产燃料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准确命中目标。一个多月后，国产近程导弹也相继升空，高准确度地命中目标……
1957年8月，33岁的邓稼先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任理论部主任，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此后，邓稼先隐姓埋名工作28年，直到去世。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临终前一天，他要求医生，“请你坦率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好好安排一下工作……”
科学的春天
1978年3月18日，首都北京春寒料峭，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了薄雾，努力将它温暖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的人群。
这一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我们引用参会作家马识途的一段话来还原当时的场景。
“邓小平上台讲话了。大家屏息听着生怕漏掉了一个字。每讲到精彩之处，随之而起的是雷动的掌声，响彻会堂，掌声中还夹杂着赞叹声。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热烈的掌声；
科学工作者是劳动者——更热烈的掌声；
你们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极其热烈的掌声；
我愿意做你们的后勤部长——极其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陪伴掌声的又有多少无声的笑和擦不尽的泪呀。”
从此，他们不再是“臭老九”，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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