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回头。侯建良没有想到的是，他会在不久的将来，亲身参与到一场对中国政治体制影响巨大的改革中去。
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国家人事局与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劳动人事部。就在这一年，侯建良成为新组建的劳动人事部一名研究人员。
1984年11月，中组部与原劳动人事部组织有关人员，开始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行专题研究，北京万寿路上中组部招待所的一幢小楼名动一时，因为“干部制度改革研讨小组”就在此处集中讨论。198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侯建良被抽调进研究小组，此时《关于干部制度改革方案的构想》正在酝酿之中。
侯建良坦言，刚开始大家的思路并不清晰，当时，国家干部队伍已达2900万人，机关、企业、事业干部全在里面。这时，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开始，需要落实用人自主权，干部管理不可能再跟机关一样了，必须分类管理。经过认真研究，当时就考虑将国家行政机关的人员单列出来，专门搞一套管理体系。
接下来，单列出来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如何“命名”，就让研究小组颇费心思。
改“名字”
在万寿路的那栋小楼里，侯建良和他的同事们为了给国家干部“改名字”经过了多次集中讨论，大家各持己见、观点不一。
当时，研究小组内部有4种代表性意见，有人主张叫“国家行政机关干部”，有的认为再称为干部不合适，建议叫“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有人提出了“文官”概念，侯建良则倾向于叫“公务员”。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专题组最后同意采用“公务员”的叫法。在向中央报送研讨意见时，专题小组特意附上了《关于国家公务员的称谓》的说明材料，列举了三大理由：
“公务员”一词含有国家公共事务“服务员”、“勤务员”、“社会公仆”等意思；与“文官”相比，在观念和传统上更易为社会所接受，因为在群众的意识中，“官”常常与“官僚”相联系的；与“国家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比，内涵清晰，便于确立。
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在北京召开，宣布在我国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
这一年，远在贵州的周山荣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他和他的父亲根本不知道，他们一直向往的国家干部已经有了一个新名字——公务员。
改革开放初期，周山荣的父亲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们的身上，一家人节衣缩食供养长子上了卫校，但是事与愿违，大儿子进城不久又不得已回乡务农。于是，他咬咬牙把刚刚读小学四年级的小儿子送到条件更好的邻村去上学。
这位顽固的父亲或许不知道，在重重大山之外的城市，商品经济大潮已经催生了一种叫做“体劳倒挂”的新名词。“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练摊”，军转干部“下海”创业者犹如过江之鲫。那个时候，如果军人都选择进国家机关，就不会有以后的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王石等商界翘楚，因为，他们曾经都是军人。
80年代中后期，就连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也大多选择报纸、杂志等媒体，只有少数人进入机关工作。当公务员已经不算最热门、最体面的职业时，一个农村孩子心理还坚定地揣着“国家干部”梦想，时代变迁丝毫没有影响到周山荣的人生规划。
直到今天，周山荣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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