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人在穷急的时候，才可能去偷，所偷也无非是钱财实物之类。可奇怪的是，还有一种偷恰恰是发生在富有的时候，那便是偷情。偷情者往往是比一般人产生出富裕的情感时才会出此下策。更奇怪的是，偷情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从宫廷到民间，偷情一直是中国人最受关注的隐私，以至成为一种文化。

　　偷情当然不是中国独有的事。西方人也有偷情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偷情通常是在非正常的性关系之间进行的譬如婚外恋、同性恋、乱伦等。而偷情作为一种文化却是指不管性关系是否正常都要偷，发展到极致就是明着给都不要，偏要偷，竟到了以偷为快，以偷为乐，不偷不足以过瘾。就像一些习惯于偷东西吃的人，偷上瘾后，便会觉得同样的食物自己家里做的不如偷来的好吃。古代有部大讲隐私的笑话的书叫《笑林广记》，其中有则笑话很能说明这种偷情心理：

　　一位老古董商，总想偷自己的儿媳妇，好容易等到儿子外出，他便于半夜钻到儿媳妇的床上。老古董兴奋异常，一通狂欢过后，“儿媳妇”却破口大骂：“你这老不死的，连一件旧货都认不出来，还算是个搞古董的！”原来儿媳妇的床上睡的是婆婆。

　　这种偷情心理由来已久，中国文化的始祖孔夫子孔圣人就是偷情的结果；战国时楚怀王的王后南后就是由于想与屈原偷情而未遂，出于报复才离间怀王贬了屈原，终致屈原自尽楚国灭亡；中国第一个封建君主秦始皇嬴政也是其母与吕不韦偷情的所生。武则天、慈禧老佛爷也都是偷情的主儿。至于民间如司马相如与卓越文君、传说中张生与莺莺、西门庆与潘金莲等等的偷情趣谈则不可胜数。

　　这种偷情的行为和心理从宫廷到文人士大夫再到民间，已极为普遍，成为历代流传的传说和笑话讲述的一个重要主题，如地主的女儿与长工的偷情故事；男主人和女仆人之间的偷情故事等等，也是各地民歌泳唱的主要内容，甚至发展到了夫妻生活之中。过去中国许多夫妻在外人面前羞于直呼其名，而代之以“当家的”、“屋里人”，“那口子”，或者羞于当众相互说话，甚至不敢靠近着一起行走，更不敢像西方人那样公然相互亲昵抚爱。这种心理和行为自然使他们在夜间和人后的性行为成了一种偷情。

　　偷情文化除创造出大量的如孔子、秦始皇那样的私生子外，还培养了中国人极普遍的窥淫癖。古代大量有关偷情的民间传说、故事、笑话、民歌，还有文人创作的小说都可以说是窥淫癖的语言表现，前述的《笑林广记》有一大半是窥淫癖的产物，而《金瓶梅》则是整部的窥淫之作。至于生活中有窥淫癖者和窥淫事件则不计其数。

　　即使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艺术中，描述偷情和基于窥淫癖的事件的作品仍然是最受关注和国人最感兴趣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张艺谋的电影和贾平凹的小说。张艺谋从一开始开发《红高梁》中高梁地里的偷情事件，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发掘女人脚部神秘的性敏感区域，从《古今大战秦俑情》中考证兵马俑的偷情秘史到《菊豆》中窥视一个家庭内部年轻的太太与自己的亲侄儿的偷情隐私。张艺谋始终对偷情文化情有独钟，展现了一个中国导演的窥淫本性，即使在开发其它主题的早期作品《老井》中有孙旺泉痛打窥淫者的镜头；以静默为风格的《秋菊打官司》中，秋菊不多的言语里却有这样两句话最受人注目，第一句是“我就是要讨个说法”，第二句是“咋光往要命处打哩？”这第二句话之所以受人注目也是借助窥淫情结，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