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经远去，感觉中，巴金依然与我们同在。他的作品，他在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发出的声音，并没有消散，依旧回响于我们生存的现实空间，时时撞击心胸，提醒我们思考，总在告诫我们，历史不会截然分开。

　　记得一九七八年年底，在复旦大学校园，现代文学史的课间休息时，我与同窗陈思和聊起巴金作品。聊到投机处，思和忽然建议：“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好啊！”从此，开始动笔写作《随想录》的巴金，成为我以后许多年的主要关注对象。不仅仅如此，因为关注他，我在大学毕业走进北京后，不断拜望和采访他的一个个老友，也成为那些年我的重要生活内容。

　　第一次去看望巴金，是在一九八二年一月。我与陈思和走进客厅，坐在他的面前，谈了一些有关他的研究方面的话题。我们带着敬意走进他的会客厅，老老实实提问，然后仔仔细细地记录。他呢，似乎也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临场发挥，没有妙语连珠，如此而已。我顾不上捕捉当时的感觉，只是留下这样一个淡淡的印象：他并非言语不多，但不是那种善于聊天的老人。他的表情一点儿也不丰富，甚至可以说过于严肃，因为他面对的是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他得集中思路解答与他有关的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问题。

　　后来见到他机会多了，每次，我都觉得对他的性格的认识仿佛加深一些。八十年代，正是他一篇篇发表《随想录》的时候，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带着浓重的、挥之难去的忧郁。巴金说过，他为读者而写，为读者而活着。其实，他也是为历史而活着，他用《随想录》继续走着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思想行程。他走得很累，却很执著。有过苦闷，有过失误，也不断被人误解，但他始终把握着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义写得无比美丽。这就是为什么八十年代人们以敬重的目光注视他，称他为“世纪良知”、“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原因。

　　当年，读《随想录》的那些文字时，我总要假设地去体会他内心的痛苦。这些从文字中感受出来的忧郁和痛苦，当坐在他面前时，我觉得完全可以从他的表情、他的声调，甚至目光那里得到印证。一九八五年，我与陈思和两人合作的《巴金论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特意请丁聪先生为封面画过一幅巴金的肖像画，在丁聪的笔下，巴金也是一种痛苦沉思的神情，准确地突出了我所理解的巴金的特点。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去上海。在上海的那些天里，虽然见到他好几次，但基本上没有像过去那样与他长谈。在见到他之前，我读过他写在四川举行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又一次强调说真话：

　　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我的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所以我说：“把心交给读者。”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因为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