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煎熬：“大姐，别念了。我用数码相机拍下来吧！”大姐拭去热泪：“每次看到这些日记，我都会流泪。不仅仅是回忆我得夫君绍棠；也是为表里如一，他做人作文从来都是‘一张脸’。这是一种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无论顺境和逆境，他都要求自己是一个党员作家刘绍棠。”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又说：“这些日记，我以前并不知道。感谢通州区档案馆，他们收集了绍棠1600件文稿和纪念性文物。其中有这份日记，我把绍棠高中时期的日记叫‘青春日记’。他记录了我们的恋爱历程，也记录了从骨子里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刘绍棠的思想品德和原则性。1957年说他‘右’，挨批挨整，他的信仰没有变；十年浩劫的非常时期，他写运河的创作念头没有改变；被开除出党的他，信仰没变。他说：娘有时错打了孩子，儿是不应当记恨娘的。他曾对儿女们说：‘总有一天，我还会以党员作家的身份，去长安街7号（北京文联所在地——笔者注）的。’他最看重是共产党员的崇高荣誉。他‘右’吗？近些年，又有人说他‘左’。看看他青年时期的日记，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重情谊、讲原则的人，他是把信仰为原则的堂堂正正的人。”
关于这份日记，曾大姐拿出一个复印件：“这是我1953年7月－1954年1月的半年日记。真实记录了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的政治思想动态和革命理想与激情。也记录了我和曾彩美的恋爱活动。经潞河中学党支部批准，我和曾彩美的恋爱活动可以秘密进行，但对外不得公开。 刘绍棠 1992.5.27”，复印件都是通州档案馆提供的。我再次建议大姐把它整理出版。大姐说手头事还很多，并没正面答复。
相风雨同舟 苦难历程一带过
看着这本相册谈话，不可避免地会延着时间顺序谈到1957年和1966年。曾大姐说：
“关于这20几年，绍棠自己和许多别人的文章都写了不少了。我们是1955年经组织批准结婚的。第二年，儿子松萝出生了。1957年绍棠出了短集《私访记》，标志着他的作品从以前田园牧歌式的向真实于生活方向转变，敢于揭示矛盾。《田野落霞》写了农村干部的腐化，《西苑草》是大学过分搞集体化，限制自由。那年，他发表了《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这篇一出来，‘要命了’！他文中提出反对公式化、教条主义、概念化的看法，对普及和提高问题发论。在运动中批判逐步升级，戴了帽子，还被清除出党。我因国外转来的组织关系审查手续的时间耽搁，还在预备期。在内部研究对我的处理时期，有些党内的会议传达还是让我去听的，但周围的眼光的无形压力，令人窒息。后来的‘处理’是不予转正。当时我正怀着老二。可以说：大儿子是在绍棠鼎盛时期出生的，女儿则是最倒霉时出世。现在看到有人著文，说组织上要我离婚，不离就出党。没有这回事。我是没有一点点儿对绍棠的批判，在转正时通不过的，没有任何领导说要我离婚。所以。到了1979年，绍棠的问题改正了，我的组织关系不用说就恢复了。我至今还记得宣布我恢复组织关系的会上，全体老师同志们热烈鼓掌的情景。”
“1957年以后，绍棠没了工作，先去农村，又回城，公安局找‘四类分子’去劳动。他从小上学，那会儿人瘦，体质差。没干过农活、重活，所以他说：‘自己干不过放了小脚的农村老太太。’每次回家，我就照顾他。1960年生二女儿，朋友们送点儿‘坐月子’的母鸡和猪蹄，他回来就成了他‘坐月子’了。我想：他比从维熙还强点儿，还有个家可以回。我要让他回家没有忧愁。刚恋爱时，我看他黑黑的，显老成，以为他比我大。后来才知道我比他大几个月。他就叫我‘姐’，这一叫，我就伺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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