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十年，官方统计的数字还是上升到了199万。

可资定价的数字越来越详实：1850年的英国，一个纺织童工的工作时间在12小时至18小时之间，周薪每周1先令到9先令不等；1880年的美国，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孩子的经济贡献占全家劳动收入的38%-46%，而本地出生者的这一比例为28%-32%。有了这些数字，要给孩子定一个价，不困难。在一份杂志上，一个专栏作家就热情洋溢地估算了孩子的价值。他预测，假如当地有200个7-16岁的孩子，在没有工厂的情况下，他们除了花销，毫无贡献可言。现在他们被雇佣了，情形立刻不同——他们为这个镇贡献了13500美元的生产价值！

社会的制度与文化都在为“有价”的孩子唱赞歌。社会学家泽立泽（Viviana A.Z）就指出，在那时的报纸和儿童读物上，“一个标准的恶棍就是游手好闲的儿童。”事实上，19世纪的儿童福利组织主要关注的，也是那些无所事事四处游荡的孩子，而不是众多童工。针对19世纪末出现的反对雇佣童工的声音，一位作家忿忿不平地写道，如果一个体制阻止儿童干任何苦差事，而是鼓励他们去街上踢球，那么林肯就根本不会出现。

考虑到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孩子的价格中包含的现实价值远大于未来。17世纪的蒙田提到，他有两三个孩子夭折了，“在此，我没有过度的悲痛，也没有遗憾”。即使在18世纪的早期，也很少有人会为早夭的孩子花钱办丧事，或者出席葬礼。避免对没有未来的事物投入过多的期望，无疑是明智的——当时的人甚至用“它”这个词来指代自己的新生儿。惟一不同的可能是，计算的痕迹变得浓重了。就像一个刚失去孩子的父亲所说的那样，“这是我们必须交的税。”他大概懂得什么叫税率。

19世纪末，一对夫妇因两岁的孩子死于非命将一家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按照每个月2美元的价格计算赔偿额。理由是他们的孩子已经能够到邻居家工作，比如照看更小的孩子。法官驳回了他们的诉求，并表示死去的孩子太小，根本没有任何获得经济收入的能力，故而“被告无需为这个悲剧做出赔偿”这个判决并不违背当时美国法律对孩子的标准定价。标准是这样的：从孩子死亡到他成年之前的时间段内，他所能提供的劳务损失，减去他在这段时间内维持生活的费用。也就是说，一个孩子的现实价值取决于对他的未来价值的估计。然而，婴儿和2岁以下的儿童通常被视为没有未来，也没有价值的。在一系列的儿童死亡判例中，一个纽约男孩获赔6美分，一个内布拉斯加州女孩获赔10美元，而密苏里州的一个男孩只获得1美分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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