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为团长，年轻的作家贺敬之积极报了名。当时丁玲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她组织大家学习。在学习期间，丁玲发现贺敬之很瘦弱，气色不好，好像有隐疾在身，担心他到了朝鲜以后出问题，就对他说：“你不要去了，你到农村去吧。”由于丁玲的这一决定，贺敬之得以认识柯岩，并成就了后来的一段美好姻缘。
1950年初，柯岩所在剧院举行剧本座谈会，请贺敬之去谈《白毛女》的创作经验，柯岩是课代表。初次接触，贺敬之对柯岩的印象很好——朴素，不矫揉造作，充满了革命热情。而柯岩一见到贺敬之却感到出乎意料——想不到《白毛女》的作者这么年轻，这么文雅，不仅没有大作家的派头，连小作家的沾沾自喜也没有：说话是那么平易、谦虚，又富有幽默感。
从工作的接触开始，贺敬之与柯岩的交往越来越多。两个人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革命，谈创作，他们有太多相似的追求，很快就成了朋友。
但是，促使他们感情发生飞跃的契机却是贺敬之的一场大病。1951年初，贺敬之到河北省大名县下乡。到了县里，他感到身体不适，浑身无力，举手抬足都非常困难，后来竟出现吐血。县里大夫诊断为肺结核，贺敬之被火速送回北京，住进当时专治结核病的北京红十字医院。当时肺病虽已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但仍有很大的危险性，又是传染性的疾病，为了防止传染，医院里一般不许来探望病人。令贺敬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柯岩来医院探望他。担心柯岩被传染，贺敬之心中很不安。可柯岩却笑着说：“越害怕才越会传染呢。”这句话令病中的贺敬之深受感动。
在病中，贺敬之的阅读量很大，柯岩经常借些认为对他有帮助的书来，有时也带些好吃的来。也许，她的到来比药还有用，贺敬之的病渐渐好了起来。他的肺结核没有传染给柯岩，而柯岩的开朗、洒脱却“传染”给了贺敬之——从柯岩蓬勃的生命力中，贺敬之吸取了再生的巨大力量。爱情，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悄悄萌芽。渐渐地，见不到柯岩时，贺敬之常常陷入思念的痛苦；柯岩一出现，贺敬之的眼前似乎多了一个太阳，他的话也多了，容光焕发。
为了一部新剧的创作，柯岩要去山西太原下厂8个月体验生活。一去几个月，不能面对面交谈了，两人就借鸿雁传书。病中的贺敬之把病房变成了自修的学校，他写信托柯岩买回一部辞典，因为他的学习很需要辞典的辅助。很快他在病榻上收到了柯岩寄来的书，打开一看，是一部沉甸甸的《辞源》。拿起这部厚重的《辞源》，贺敬之一阵惊喜：知我者，柯岩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蕴含爱情的信物。
1953年10月，贺敬之、柯岩结婚了。他们的洞房安置在龙须沟旁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当时，贺敬之的病还在恢复之中，工作单位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任副主任。婚后第7天，柯岩就告别新婚的丈夫，行色匆匆地奔赴朝鲜前线了。
1960年柯岩在协和医院住院时，贺敬之给她写信道：“小柯，安心养病；服从治疗，增强党性。”其中抄录了陕北和内蒙民歌：“长腿的鹭鸶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绿水一道沟，好过的日子在后头。”一封信，道出了他们之间真挚而浪漫的爱情。
解放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贺敬之都挨过整。那时候，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选择了离婚。但柯岩连想都没想过，柯岩曾说，“当时我不可能这样选择”。
贺敬之为人随和，很宽厚，对人从不挑剔，柯岩也曾常说和贺敬之相处的人，如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惯坏”。而柯岩则刚直不阿、快人快语，被人誉为“女侠”。他们两人性格不同，志趣却颇为相投，成为彼此互补的终身伴侣、文坛的一对神仙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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