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后十天，1936年10月29日夜，在鲁迅先生丧仪里担任“干事”之职的父亲，写了一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我的记忆》。文章是回忆他和鲁讯的交往和感激、仰慕之情。
文章开头即说：高尔基和鲁迅相继逝世，“这是充满着火药气息的一九三六年的世界上最大损失”。于是回述：
“我还记得今年初夏中国文艺家协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曾一致决议用大会的名义分别去慰问这两位正病着的文学家，这执行的职务后来落在我身上，当我把这两封信送出的时候，心里默祝这两位巨人不要再麻烦我们第二次才好，不意隔了一个多月，我们西边的这位巨星突然与世长辞，于是毕竟又由我办了第二次手续，幸而这时更与我有亲切感的鲁迅先生倒渐渐好痊了，我不断去望望他，心里的乐意是说不出的。”
在这段文字里，值得注意的是：一，署名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慰问信当时送出两封，即一封给高尔基，一封信给鲁迅。二，高尔基去世后，协会又送出唁文。三，这三件公函由孔另境执笔，并办理“送出”手续。
现在，“送”出给西边的信，已经查到其内容，并可确认它正是出自孔另境手笔的这份公函。另一件送出给鲁迅的仍是慰问信。这是出于协会的郑重，并不是派人口头表示慰问，仍由孔另境执笔一份公函。然而，这封信至今下落不明，于是也无法知道它的内容。这是很遗憾的。
这里，执笔人用“送出”两字，是很有分寸的。致高尔基的慰问信有三张信纸，发电报是不合适的，那么，通过什么途径送到另外一个国家，由于当时人都不在了，也没有留下文字记载，所以无法准确知晓。然而，给鲁迅先生的慰问信，不防猜测由执笔者送去的可能很大。当时孔住在狄思威路（现溧阳路）麦加里，离鲁迅寓所不远，不久前曾陪同李霁野探访鲁迅。鲁迅为他编的《现代作家书简》写了“序文”，使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该书1936年5月初版，拿到样书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所以，送书送信当由他去是合适的。查阅《鲁迅日记》，这年他登门的次数较多，当时，孔另境在为助编《中国的一日》忙碌，曾为该书配本刻插图，主编茅盾嘱他上门请教鲁迅先生。所以，他说：“我不断去望望他，心里的乐意是说不出的。”
至于，文协为什么请孔另境执笔这两封信，他在中国文艺家协会担任什么职务？这些看来并不太重要，实际上鲁迅当时对解散左联成立文协有看法，而且重病在身，这样，送信的人选和慰问信的措辞都显得比较重要。可以估计，这几封信函经过协会常务理事召集人茅盾的过目和修订，也可能给协会主席夏丐尊看过，方始送出。协会其它理事了解此情况的并不多。
1989年，我出差北京的时候，曾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张大明同志引荐看望沙汀老，问起文艺家协会成立的事，告知已找到当时协会致高尔基慰问信的原件，沙老回答并没有见过这样的信件。这是很可能的。
高尔基逝世以后，中国文艺家协会悼念高尔基的唁文，当时也没有公开发表并作报导，现在只能从曾任苏联驻上海的塔斯社社长罗果夫的两篇文章中窥得其一二。一篇是《鲁迅与俄国文学》（见《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它》一书，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另一篇是由他主编的《鲁迅论俄罗斯文学》（1949（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一书《编者序》这两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文艺家协会曾在高尔基去世后发唁电一事，两次谈及的文字内容相仿，现录其后者：
“在高尔基被法西斯特务暗害逝世那一天，上海中国文艺界协会，在鲁迅领导之下，发了一个电报到莫斯科去，文中说：‘苏联和全世界的伟大作家高尔基的逝世，对于我们，是一个最重大的打击。’在这寥寥几个字中，表现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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