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思潮能够引起广泛响应，光是外来影响不足以成为原动力，主要还是晚清时期中国自己的文化环境使然。西潮来的太猛烈了，国人迎之不暇，退而无路。故重新从自己文化传统中寻找精神的支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对此有天然自觉的是章太炎先生。他自称：“上天以国粹付余。”（《绝命书》）1903年写给宋恕的信里也说：“国粹日微，欧化浸炽，穰穰众生，渐离其本。”（《书信集》页17）同年致刘师培论经学则说：“他日保存国粹，较诸东方神道，必当差胜也。”（同上，页71）而早此五年的1898年2月，在《与李鸿章》书里，太炎先生已然提出：“会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同上，页19）流露出以古学起今衰之意。
至于国粹的内涵，章太炎认为主要在历史，具体说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三项，也就是历史和文化。章的学问根基在小学，故一向重视文字语言的研究，以为：“董理方言，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零落必有与立。”（同上，页250）不过太炎先生的“故常”，是不把满清算在内的。所以唐以前的历史舆地，他格外看重，认为可以作为“怀旧之具”，而其“文章之雅驯，制度之明察，人物之高量，诵之令人感慕无已”（同前）。至于周秦诸子，太炎先生认为“趣以张皇幽眇，明效物情，民德所以振起，国性所以高尚”（同前，页151）。要之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在章太炎那里，被视做国粹的主要内容。
《国粹学报》的另一作者许守微，曾试图给国粹下一明了的定义，曰：“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与太炎先生所论实无不同。但揆诸历史，我国精神之所寄也多矣，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也多矣，难道都可以称做国粹吗？所谓粹者，应该是同样事物里面的特别优秀者，也即精华部分。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但并不都一律以“粹”相许。
所以许地山1945年连载于《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对此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思，既然叫粹，就不能太降低条件，标准应该是很高的，不能光是特有的事物就叫做粹，久远时代留下来的遗风流俗不必是粹，一个民族认为美丽的事物也不一定是粹。他举例说，比如当年北平的标准风俗，少不了六样，即天棚、鱼缸、石榴树，鸟笼、叭狗、大丫头，如果把这看作是北平的“六粹”，那只不过是俗道而已。因此他说：“我想来想去，只能假定说，一个民族在物质上，精神上与思想上对于人类，最少是本民族，有过重要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继续有功用，继续在发展的，才可以被称为国粹。”（许著《国粹与国学》，台湾水牛出版社，1987，页162）
许地山把有没有功用和国粹联系了起来，而且侧重物化的文明型态方面，比如书画、雕刻、丝织品、纸、筷子、豆腐，以及精神上所寄托的神等等，不完全同于太炎先生的立说。所以他说：“国粹在许多进步的国家中也是很讲究的，不过他们不说是‘粹’，只说是‘国家的承继物’或‘国家的遗产’而已（这两个词的英文是National Inheritance,及Leagcy of the Nation）。文化学家把一国优秀的遗制与思想述说出来给后辈的国民知道，目的并不是‘赛宝’或‘献宝’，像我们目前许多国粹保存家所做的，只是要把祖先的好的故事与遗物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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