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是与另外两个相近的语词联系在一起的，检讨国学，不能不提到另外两个词汇，这就是“国故”和“国粹”。国学和“国故”的关系，我已作专文论述，这里且谈“国粹”。

　　“国粹”一词出现最早，专事此一领域研究的郑师渠先生，且在其《晚清国粹派》一书中，考证出该词的中文文本出处首推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也就是说，是在1901年。而任教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教授，在1976年撰写的《刘师培与国粹运动》长篇论文中，对国粹一词1887至1888年在日本流行的情形，作了丰富的引证。他写道：

　　1887年，国粹一词开始在日本普遍使用。这是针对明治维新而发的一种反动。他们企图

　　说服西方势力，日本已经文明——也就是西化——地足以重订条约、废止外国租界的治

　　外法权。其实，自1850年代开始逐渐扩展的西化浪潮，由于政府积极地推动各种欧式习

　　俗而达于颠峰。（傅乐诗等著《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出公司，

　　1985，页94）

　　又说：

　　在这种气氛下，以维护国粹为职志的团体也形成了。在知识分子方面的斗士首推三宅雪

　　岭与志贺重昂。1888年后者发表新刊物《日本人》的出版方针时表示：“长久以来，大

　　和民族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玄妙的孕育出自己独有的国粹（nationality）,此

　　一国粹在日本本土发长，随着环境而有不同的回响。从孕育、出世、成长到发扬，经过

　　不断地传承与琢磨，它已经成为大和民族命脉相系的传国之宝。”（同上）

　　然而如果把“国粹”一词用更明白的语词加以置换，它到底是什么涵义呢？志贺主张将“国粹”解释为民族性，但伯纳尔认为解释为“民族精髓”也许更合适一些。后来日本的国粹派们寻找到一种容易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即国粹指一个国家特有的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

　　伯纳尔毫不怀疑，1898至1905年这一时期活跃于中国政治文化舞台的知识分子，比如梁启超等，明显接受了日本国粹派的影响。他引用了任公先生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其中直接使用了“国粹”的概念。梁的观点系黄致梁的信中所保留，关键语句是：“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黄有出使日本的经验，他给梁的信里，也曾略及日本“国粹之说起”的原因。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里，也提出了“用国粹激动种性”的问题。

　　而1905年在上海创刊的《国粹学报》，更以刊发、探讨关于国粹的问题为中心旨趣。围绕《国粹学报》的一批学人以章太炎、邓实、刘师培为代表被称作“国粹派”。另一国粹派的代表人物为黄节，他在写于1902年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明确表示，他们倡议此说，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保存国粹思潮的影响。他写道：“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壬寅政艺丛书》“政学编”卷五）可知“国粹”一词确来自日本。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