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副眼镜和一支钢笔。这都是一些辛酸的传说。总而言之老舍走了，却把他的笔名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这座城市。老舍这个名字永远是属于北京的。
我在一篇写茶道的文章中由周作人的苦茶庵提到老舍的茶馆。这实际上比较了北京城里两种文人的人生。周作人的苦茶庵，怕只在知识阶层有所流传，而说起老舍的茶馆，国人几乎无不知晓。那已是一座超现实的茶馆(由商业领域而进入审美范畴)，云集清末民初时期的三教九流：提笼遛鸟、游手好闲的遗老遗少，说书卖艺的江湖浪人，小曲好唱口难开的天涯歌女乃至歇脚打尖的人力车夫……都能在其中寻找到自己的席位。茶馆本身已成为旧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纸上的茶馆，因网罗了栩栩如生的旧中国众生相而风吹不倒。士大夫阶层顾影自怜的苦茶庵是个人主义的，而老舍笔下平民化的北京茶馆则弃雅就俗、返朴归真——大俗造就了大雅，正如小人物反倒奠定了大师。老舍使北平的茶馆出名了，老舍也成了老舍。北京人为拥有老舍而骄傲——就像巴黎的回顾展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他们都分别给自己所置身的城市奉献了一部平民主义的史诗。
老舍生前肯定没开过茶馆，没当过掌柜。即使作为顺客，也一定谦逊朴实、平易近人。但在他死后，正阳门一带，确实有一座摹仿老字号的老舍茶馆平地而起，吸引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据说里面也参照旧式格局安排有位二胡的、唱京戏或说书的，但店面装修得过于豪华，连招牌都烫金的——我上下班骑车，总过其门而不入。我是怕自己失望。烫火的“老舍”肯定不是正宗。高消费的茶馆只会触伤平民敏感的自尊。况且我们的大师从来就不曾祈望如此的虚荣。那里面肯定没5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卖了。那里面更找不到骆驼祥子的影子了。老舍寂寞的时候，会步行来这里喝茶吗?他会感到熟悉还是陌生?后来我学会安慰自己：忽略它浓厚的商业色彩吧，我把它当作闹市中设立的老舍的纪念馆，纪念一位仍然在北京城的记忆中活着的死者!
巴金在悼念文章中以“不朽”一词形容这位死者的《茶馆》：“今年上半年我又看了一次《茶馆》的演出，太好了!作者那样熟悉旧社会，那样熟悉旧北京人。这是真实的生活。短短两三个钟头里，我重温了五十年的旧梦。在戏快要闭幕的时候，那三个老头儿(王老板、常四爷和秦二爷)在一起最后一次话旧，含着眼泪打哈哈，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祭奠祭奠自己。我一直流着泪水，好些年没有看到这样的好戏了。这难道仅仅是在为旧社会唱挽歌吗?我觉得有人拿着扫帚在清除我心灵中的垃圾。坦率地说，我们谁的心灵中没有封建的尘埃呢?”这是一位大师对另一位大师的评价。我甚至猜测：巴金是否由剧情中人物预备纸钱、祭奠自己的独白联想到剧作家本人——老舍借助人物之口预言性地为自己提前唱出了一曲无意识的挽歌?“我出了剧场脑子里还印着常四爷的一句话：‘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完全没有想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追逐我。我听见老舍同声的声音，是他在发问。这是他的遗言。我怎么回答呢?”巴金曾经对方殷等说过“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以及“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之类的肺腑之言。“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但我们是不是从这位伟大作家的惨死中找到什么教训?他的骨灰虽然不知道给抛撒到了什么地方，可是他的著作流传全世界，通过他的口叫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请大家侧耳倾听吧：‘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请多一点关心他们吧，请多一点爱他们吧，不要挨到太迟了的时候……”巴金在悼文中总结老舍——“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纵然如此，老舍之死是北京城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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