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密室里的“隐形收藏”现象，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还会经常不绝于耳。如：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6人的赃物拍卖会上，在字画拍卖环节一位“明星”买家对记者说，他是做企业的，快过年了，免不了要到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看看领导。“如果送2000元卡什么的，人家根本不当回事，有的人都不抬眼看一下，送多点钱吧人家又不敢要。现在很多领导喜欢字画收藏，从拍卖会上买些字画，特别是有背景人的收藏，省事又讨领导喜欢，何乐而不为？”一些参加竞拍的合肥市民也纷纷告诉记者，竞拍赃物是因为“快过年了，买一件古董回去送给领导……”
一面在拍卖获罪贪官的赃物，一面依旧有人将这些赃物古董重新买回去，继续用于另一场“雅贿”。一批“雅贪”倒下去，另一批“雅贪”跟上来，接过“前辈”的藏品，前赴后继，誓将这一场“另类收藏”进行到底。
其实，中国官员收藏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雅贿”代替了头些年的送酒送烟、送美女、送脑白金，几乎已成为屡见不鲜的事了。只不过现在行贿者的社会身份与过去那些送礼的人有着天壤之别。过去送礼的人绝大部分是一些社会底层人士，他们送礼的目的多半为了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如：子女升学、就业，本人调动工作、加薪等等；而现在搞“雅贿”的人则大部分都是一些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他们将这种贿赂视做一项基本投资，打进成本核算，诸如：批项目、批土地、批贷款。一句话，通过这种变相的钱权交易，达到牟取最大利益的目的。
“雅贪”之意不在“古”
对于大部分贪官来说，热衷收藏、搜刮古董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敛宝聚财，所以，“官员收藏热”势必也已成为我国文物流失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祸源。记者在多年的采访中了解到，不少贪官获得有价值的文物之后，不敢在国内公开露面，只好将那些宝贝藏匿于密室，一有机会便通过各种渠道悄悄走私出境，以他人名义送到国外拍卖公司去拍卖或与古董商进行私下交易。一位长期在检察院办案的朋友告诉我：贪官们的文物走私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让在外国留学或工作的子女直接携带出境，这些人有头有脸、神通广大，一般通过海关不会遇上麻烦。2006年，一位韩国古董商告诉记者：他通过一位美国古董商，先后买过几幅明清两代画家的字画，那几幅字画的卖主，同是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听说那位留学生的父亲便是一位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
二是利用职务之便或者工作之便，使用港澳两地牌照的车辆或自己的工作用车，直接携带少量文物从深圳过海关去香港。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一些胆小的官员不敢在香港进行文物交易，只是把那个自由港当做中转站，将走私文物安全转往国外。记者在一个偶然场合，曾亲耳听见一位香港佳士得拍卖行的中籍雇员在跟朋友“吹牛”时无意透露：他曾多次帮助北京几名高干子弟上拍过古董，有的在香港拍，有的拿到美国或者英国去拍，价格基本上都在几十万港币以上。
三是国内一些有外商背景和黑社会背景的文物蛇头紧密勾结、互相利用，形成长期利益同盟。这样的事例机密度很高，一般不易被人发现。记者见过一位从泰国回来的广东籍“水客”，人称“泰哥”。听人说“泰哥”手里经常有一些稀少的文物珍品，他的内弟告诉我，说东西再好在他姐夫手上也握不住几天，还与他原来贩毒一样，自己不吸毒，到手就走货，不会让毒品老压在自己手上。
这种现象在罗曼教授的国外调查中得到了确认。在2008年美国洛杉矶发生的博物馆涉嫌走私中国出土文物的那起案件中，嫌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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